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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和我谈起过我的前途问题。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莫斯科接受训练，半年或者更长
的时间，当然不能保证我再返回上海。
条件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必须把刚两岁的儿子寄养在什么地方，不能让他去苏
联，不能让他学会俄语。
这个建议来得令人十分惊讶，它意味着我的生活将发生重要转变。
我答应了。
我从来没想到过放弃工作，重过所谓“正常”生活，这样一次训练将会帮助我
把目前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每天所经历的日本的战争行动，来自遥远的家乡的同志们的话“希特勒意味
着战争”提醒我，这两个侵略者有朝一日将会反对什么人，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促使
我做出迅速决定。
说我从世界形势出发为自己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决定，在目前的时代听起来似乎
是不现实的或者是具有宣传上的修饰色彩。
我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回答：为什么三年之后有上千位同志去西班牙为反对法
西斯和战争而斗争？有多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年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同样的热
情去越南 ＇注＇ ？我的工作不论在哪个国家，对于我来说就是西班牙、越南、智利。
我知道，离开米沙对于我来说是痛苦的，在这段时间里他应该到哪里去呢？我
的父母不能收留他，我们那个施拉赫滕湖的家已经遭到了多次搜查。我母亲正准备
和孩子们出国流亡，父亲在罗尔夫父母帮助下，已经逃出了德国，他们在捷克那边
的深山里，在紧挨着德国边境的地方有一栋度周末的房子。他们准备接纳米沙，当
然，他们并不知道我请求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我只是告诉他们，气候的变换对于这
孩子有好处，罗尔夫提出了这样的希望。对于外国人来说，把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送
到欧洲去长期度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告别上海的同志们，对于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他们必须留下来经受各
种风险。我不必告别那只大旅行箱子，它曾经长时间地存放在我们卧室的樟木箱子
后边。它要装满信件跟随我一同走。在保尔或者格里沙的组织下，一艘通常并不载
客的货船将把我驶向海参崴。这条海路是与一半属于俄国一半属于中国的东方铁路
有联系的。格里沙送我到港口，那里有一个我们认识的名叫贝恩哈德的游动哨在走
来走去。我们决定由格里沙随后驾一条小船把邮件箱子送过去，因为船并不直接靠
近码头。
我抱着米沙提着包裹先上货船，在黑夜里的甲板上等了很久才听见格里沙轻微
的呼唤声。我们沿着船梯把箱子拖上来，才互相道别。我再看了一眼格里沙的面孔，
然后只听见小船的橹声。
在轮船上我并未受到特别友好的欢迎。一位军官为我腾出一问船舱。当米沙睡
下以后，我打开灯看见他的脸上落着十几只蚊子。不知是什么人把舱盖打开了。船
员们谁都不愿意与我接触，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的饭也是特殊准备的。我不在乎
这些，令人高兴的是，这几天我可以全力以赴地照料米沙，这孩子见我有这样多空
闲时间，反倒感到很幸福。每天我给他讲3—4个编造的故事，我得到的回报是，在
我讲故事的时候，他眼巴巴盯着我。米沙已经两岁零四个月了。他喜欢他那本有许
多诗行的画书，他能背诵30多首诗。有时我们一块儿观察那只挂在舱盖上的一只笼
子里的金丝鸟。天气十分晴朗，货船上装载的木材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新的形势有时会令人产生一种充满冒险乐趣的兴高采烈心情。我的面前是一个
陌生的完全不同的前程，它会是什么样呢？只是面临与孩子的离别会使我心情沉重。
至少在他成长的半年内我会见不到他，而在这个年龄里每天都会发生新的事情。每
当我想到这种离别，我的胃里便如同翻江倒海一般。不管怎么说，米沙在祖母身边
会得到精心呵护，深山里的气候对于他是很理想的。 格里沙告诉我，在海参崴会有人接我。船靠岸了，那港口及其规则的海湾，看
上去仿佛画册一般。
没有任何人来接我，我的行李被卸下来，严格的苏联海关要打开我的所有箱子。
即使在苏联境内我也不让他们这样做，因为我携带的是信件，我告诉他们我只是过
境。于是所有的箱子都被封了起来。
于是我带着自己的行李坐在码头上，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并且拒绝人们把我
的东西运到一家饭店或者火车上去。我不能轻易地坐上火车就走，在莫斯科我没有
地址，海参崴也没有。官员们摇着头任凭我坐在那里，我们是码头上惟一的旅客。
天气炎热，脚下的石板仿佛着火一般。一个小时过去，不见有人来，孩子口渴的不
行，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
一个领港员，这是一个高大的蓄着红色胡须的男人，在观察着我们。他懂得一
点英语，走过来跟我说话，我反复说，有人来接我。他感觉到我的不耐烦，用手拍
着我的肩膀说：“您看看天空，太阳是很远的，夜里有星辰，在那里等待几个小时，
不过是几秒钟而已。”
一切都令人感到是这么奇怪。若是在别的时候，我会感到领港员的话没什么意
思，可是现在这是一个智者在说话，于是我的心情平静下来。
智者的话应验了，一个臂上镶着金色条纹的海军军官走来，他把我们领到另一
位军官那里住了几天，这位军官有一个女儿，比米沙年少些。
这些同志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们带我去逛大街，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美丽的，
他们还带我去城市附近郊游。我与苏联公民在他们的家乡初次友好相遇，给我留下
美好的回忆。
同志们把我送到火车站并告诉我，在莫斯科火车站会有人来接我的箱子，然后
我可以继续驶往布拉格，驶向边境上的小木屋。我们乘坐火车大约行驶了9天，第一
天米沙惊讶地望着车窗外面，晚上他不想睡觉，他对耳旁车轮的巨大轰鸣感到害怕。
于是我挨着他躺在木椅上，他终于在我的怀里睡着了，于是我想到，与儿子分别是
多么困难啊。
在旅途中我看到了俄罗斯男人对孩子的爱，大家都接纳他，宠爱他。令人惊讶
的是，他们在吃饭时喂他酸黄瓜和各种甜食，他的胃居然容得下这些杂七杂八的食
物。上铺睡着一个鱼类加工厂的领导人，他感冒以后便在隔壁车箱里进行了一番商
议，他们决定不能让孩子染上感冒。一个未患感冒的红军士兵跟病人调换了他的座
位。
在旅途中有时我会想到，三年前我在同一条铁路上向着相反的方向驶去，这中
间又发生了许多的事情。
我到达莫斯科时没有遇见任何人，幸好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德国女同志，她男
人在西伯利亚工作，她给了我一位来自汉堡的女同志的地址，她在莫斯科与其男人
住在索科尔尼克城区。在长时间徒然等待之后，我租了一辆马车，径直向那里驶去，
我向她讲了我的来历，她没有多问，便接过我的箱子。同志之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
然的。
我继续向捷克斯洛伐克驶去。我告诉罗尔夫的父母，我们想迁往苏联，因为去
德国是不可能的，而苏联却需要建筑师。我想学习俄语并教授英语，我说我跟一个
学校签订了合同。
实际上，罗尔夫在政治上的确达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认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他的父母很赞成我们的计划，他们一直还是那么友好和乐于助人。我的母亲也来到
边境的小木屋与我相会，我对这次重逢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是我要让她看看外孙。
但是，母亲这时尚生活在德国，她对什么事情都不再有兴趣。
告别米沙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尤其是我不知道这种分别要持续多久。最糟
糕的是，米沙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虽然我竭力克制自己。他开始伤心地哭起来，一
再重复说：“妈妈，留下吧，求求你，求求你，妈妈，留下吧。”
当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一位同志在车站上等待我，他把我送人位于莫斯科河
畔的“新莫斯科”饭店，我的箱子已经从索科尔尼克取走了。
从汉堡来的德国工人成了我的朋友，那位女同志名叫莉萨。当苏联需要技术工
人和专家的时候，这一对夫妇追随自己的信仰来到莫斯科。我记得，那位男同志是
在一家皮革加工厂里工作，他们住在索科尔尼克公园对面一个旧住宅区里。那些木
房子质量并不好，街道也未铺石块，下雨天或者化雪的时候，房子周围到处都是水，
但室内还是舒适的。莉萨有两个孩子，男孩跟米沙一般大，女孩年长些。这两位同
志给了我一种家庭生活，这是我在这段时间里所没有的，我很愿意拜访他们，每次
来时，事先都无法打招呼，因为只能如此。她的男人当了厂长以后，他们的生活方
式也未发生任何变化。
我到莫斯科不久便被接到一家饭店并去了阿尔巴特街，当时我们工作单位就在
这条街上。两位军官跟我谈话，他们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和我个人的愿望。他们称
呼我索尼娅。我从他们的话里得知，是里夏德为我取了这么一个别名，也许正因为
如此我才喜欢它。不论如何，我立即习惯了叫这个名字。
两位同志建议我开始学习之前休息一下。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花四周时间去奥
得萨附近的黑海休养院。
四周的休假意味着四周以后重新见到米沙，同志们想为我做些好事。
乘火车去奥得萨花费了三天或者四天。我欣赏了黑海，那里有与中国完全不同
的干热气候，尤其是接触了俄罗斯人。休养院里没有其他德国人，令我惊讶的是，
有一天忽然遇见了马克斯和弗兰茨。他们带着自己的妻子到莫斯科来了。弗兰茨的
妻子听说去苏联，曾经十分害怕，但她很快便适应了。两个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