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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4日在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的扶植下，北平建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汉奸王克敏出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妄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为此，他们宣布改北平为北京，沿用了中华民国年号。此后华北地区纷纷建立地方伪政权，成立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个伪省公署，伪北平政府也改称“北京市公署”，由江朝宗出任第一任伪公署首脑，并设立一系列管理各方面事务的下属机构。由此，日本开始了对北平地区更加残酷的殖民统治。主要包括了以下的几个方面：
首先，伪政权在日本侵略者的指挥下强化了军警特务组织。1938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由天津迁至北平，与日本宪兵队本部成为当时北平权力最大、统治最凶残的机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设立了许多特务机关分布在华北各地，仅在北平一个地方就设立了北平城内和通州两个特务机关，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专门迫害抗日工作者，逮捕共产党和爱国进步人士，疯狂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北平日本宪兵队的总部设在沙滩原北大红楼内，其下属的分部广泛分布在城内及郊区各处，密切监视人们的行动。由于他们的手段十分凶残，只要被抓进去几乎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因此人们暗地里称宪兵队是“阎王殿”。与此同时，与台湾的情况类似，警察局也是殖民统治中最凶残的统治工具之一。在当时的北平地区，从伪市总局到各区分局、各地段派出所形成了一张严密的警察网，对北平居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进行监视。而且，伪政府和日本侵略者还像在台湾一样在北平四郊建立了保甲连坐制度，组织壮年男子成立自卫团，担任巡逻防护等任务。对城区居民则进行清查户口，实行户口制，发放“良民证”，要求居民必须随身携带，否则就以“反日”、“通匪”的罪名加以迫害。
其次，在这些统治机构和苛刻的制度之外，包括北平在内的华北沦陷区还出现了大量以新民会为首的汉奸组织。新民会是在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机关长喜多诚一的运作下于1937年12月24日成立的。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同时，它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是日本侵略者统治的有效辅助工具。最初的新民会共有五条纲领：1。
拥护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2。 开发产业，以安民生；3。 发扬东方文化道德；4。 于剿灭共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5。 促进友邦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之和平《日伪北京新民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380页。。但其实质则是要求人民无条件地服从日本侵略者的统治和奴役。新民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在北平设有“中央”一级的总会，还下设省总会、市总会等机构，其组织系统，几乎遍布于华北各地。表面上这些机构的头目是中国人，但实际权力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该组织从上到下，在“中央”一级的新民会中，均由日本军部派人参加并担任重要职务，各省、市、道、县的新民会中，也都有日本人担任“顾问”或“参议”，指导新民会工作。北平地区又在1938年成立了新民会首都指导部，由当时的伪市长余晋和担任头目。在城市里他们根据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各行业等建立相应的职域分会、职业分会、地域分会。如城市中建立了“啤酒业分会”、“粪夫分会”、“教育分会”等，又成立了许多分会和少年团、少女团、妇女团等外围机构，配合执行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恶行径，造成了极大地危害。虽然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新民会有了相应的变化，但是它一直是日本侵略者统治北平及华北其他地区的一个工具。
再次，日本侵略者还大肆破坏沦陷区的经济，疯狂掠夺工农业资源。1938年，北平成立了日华经济委员会，帮助日本大财阀控制华北的煤炭、电力、铁矿等重要资源；1940年3月又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在所谓的“开发”的名义下，利用“接管”、“控制”的手段霸占了华北地区的工矿企业，并进行疯狂的开采和掠夺，为其进行的侵略战争服务，造成华北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在农业方面，日本侵略者于1941年3月在华北成立了“华北垦业公司”，专事掠夺粮食、棉花等重要的战略物资。随着日本侵略战争进程的发展，日本开始在华北地区实行粮食统购政策，不仅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也造成了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粮荒把北平市民逼到了饥饿与死亡的边缘。在日伪统治北平的初期，市民们还能吃到一些玉米面、面粉和小米等。自从日军开始控制粮食以后，市民就只能吃到日伪限量“配售”的“混合面”，即由各种杂粮混合一起，搀上麸皮、米糠、玉米核、橡子粉等磨制而成的大杂烩，不仅难以下咽，而且，“因其成分复杂，有的不免含有病菌。当时老百姓纷纷反映：吃了混合面，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日伪北京新民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就是这样的“混合面”，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发展，配售的数量也越来越少，远远不够食用，华北各大城市饿殍遍野。据统计，1943年冬，北京平均每天死亡者达三百人之多，惨相令人目不忍视。
此外，日本侵略者还在包括北平在内的沦陷区推行明禁实纵的鸦片政策，毒害中国人民，渔利甚多；为维护其统治和进行侵略战争，他们还在北平成立了细菌部队，灭绝人性地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为补充其国内劳动力的不足，还掠夺走了大量的劳工。
所有的这些在当时的北平共同构成了一张严密的控制北平居民的法西斯统治网，整个北京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人们不仅生活上极端困难，而且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
当时，张我军一家也和其他的北京普通市民一样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就曾经回忆起当年他去排队买“混合面”的往事，可见生活的艰难。而且张我军还面临着另一种普通中国人所未曾经历过的艰难的选择和处境。因为他是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中国台湾人。尽管从思想到行动上他都认同自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但是由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他的国籍却是日本籍。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心安理得地做一个中国人，在远离日本人统治的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可是中日战争的爆发却迫使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和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事实上，早在战争即将爆发之时，这一问题就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如前所述，张我军应其学生雷季尚之邀担任北平社会局秘书，帮助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处理对日交涉事务。可是当北平市政府的官员随同第二十九军一起撤退时，他竟然没有得到丝毫的暗示。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张我军。也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问题。北平沦陷以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出来。因为在当时，作为一个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张我军也受到日本政府于1938年颁布的《国民总动员法》和1939年颁布的《国民征用令》的管束，“有义务”为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不义战争服务。而且他是一个在华北地区名重一时的日文日语教授、翻译家，在文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日伪方面对他这样的重要人物当然也不会轻易放过利用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张我军要想谋个一官半职，过上轻裘肥马的日子简直是易如反掌。因为在日伪占据时期，日本侵略者十分愿意利用名义上是“日本人”的台湾同胞，尤其是这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因为他们大多会说中、日两种语言，通晓中、日两国的风俗人情，如果他们愿意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效果会比大陆的汉奸好得多。据洪炎秋先生讲当时的台湾人，在外交方面有出任驻伪满洲国的大使和驻日本的伪总领事的，在内政方面有出任伪省长、伪道尹和许多伪县长、伪局长之类的，在军事方面有出任伪绥靖主任、伪师长、伪副官、伪军校教官的。当时，与张我军有往来的台湾同乡中就有一些人是伪政府的“道尹”、“县长”、“局长”等。但是张我军内心深处有着坚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观念，所以坚决不出任任何官职。他巧妙地拒绝日伪政府为利用他而主动送官上门的人，应付日本人对他的“提醒”。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清晰地记得在沦陷期间身着日本警服，佩戴短剑的日本警官几次到他家去，表面上是去看望张我军，对他十分客气，实际上则是在提醒张我军不要忘了自己是台湾的“日本国民”。张光正曾经亲耳听到张我军在电话中拒绝了日伪的伪“北京市长”管翼贤要他去做伪政府的“教育局长”的要求。这使张我军艰难的生活，更蒙上了政治的巨大压力。因为这种拒绝是危险的，会引起日伪政府的仇视，所以不得不虚与委蛇。张我军坚决不充当日伪的帮凶，坚守民族气节这一底线，与那些落水、附逆的人相比，是令人佩服的。
当然，在那个年代世外桃源是不存在的。为时局所迫，张我军也不得不和日伪方面的人物甚至是头面人物发生一些往来，但是他把这类活动锁定在教育、文学、日文翻译等方面，而尽量避开政治。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参加了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活动，他也尽量保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