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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呢？还是人类的残忍？’”有的学者认为这样写是画蛇添足，“破坏了先前费心经营的效果，也反映了张我军仍避免不了新文学萌芽期小说艺术停留在说故事的通病”林瑞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与小说创作》，《漂泊与乡土》，（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1996年5月版，第136页。。其实，这正反映了张我军一贯的社会关怀。张我军自从幼年时期就一直关注社会的发展，来到祖国大陆以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这种社会关怀和人生关怀的意识更加彰显和自觉，因此借小说中人物之口对不平等的社会进行控诉是很正常的。
1929年4月，张我军又发表了小说《诱惑》。小说写一位为生活所困的青年，心情郁闷，在拿到用以供养一家人生活的二十元稿费之后，到公园里散心。在公园里他听见弹奏钢琴的声音，萌发了压抑已久的对异性之爱的渴望。但是他心里很清楚，现在的状况不足以使他得到异性的垂青。这为他增加了无穷的烦恼。他尽力压抑着自己的渴望，打算在公园里休息一会儿就回去，但见到背后的一张桌子上有两位时髦的女性在陪着一位男子吃饭，他闻见了背后香水与脂粉的强烈的香气以及烟酒的香气，禁不住本能的诱惑也开始大吃大喝起来，酒足饭饱之后，醉醺醺的他内心深处依然不满足，就到朋友家去。正巧朋友夫妇正陪着两位年轻的女士在打麻将，他再次禁不住劝说和诱惑，不顾输掉一家人仅有的生活费的危险坐到了牌桌上，借此机会与这两位女性接触，满足其内心深处的渴望。但是他却由此输掉了五六元钱，不得不狼狈地逃离朋友的家，想到家中的老母和弟妹都要由他来抚养，他的内心充满了自责。他在这种放纵与自责之间左右摇摆，矛盾不已，终于敌不过本能的诱惑，在放纵之后不但没有得到欢乐却反而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无法解脱。小说以这个青年的内心独白和自责内省为主线，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意识和色彩。与这件事交织在一起的是他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家族制度的诅咒。一方面对受到祖父之荫和社会制度之荫，享受着万恶的遗产的人十分痛恨；一方面又为自己深受家庭的拖累而愤恨不平，自己本来可以有所发展，现在却只能为了家人牺牲自己。这种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他。这里依然体现出了张我军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小说中的这种情绪以内心独白形式的出现，在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意识和本能欲望中巧妙地融入了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忧郁压抑的笔调与愤慨之情纵横交错，确实是十分新颖别致。但其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是有失偏颇的，认为弟妹老母虽然“有生活的权利”，但是他却“没有养活他们的义务”，这虽然难免是身处逆境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偏激之词，传达出他内心极度的痛苦和无奈，但是还是应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不合理的社会联系起来，而不能归咎于家人的拖累，不能说他没有抚养老母和弟妹的义务。这可能是受到五四时期，青年逃离家庭的束缚，与封建家庭进行抗争的思想的影响，但是确有矫枉过正之嫌。
在艺术手法方面，这篇小说使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方法，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性心理及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主人公的本能性欲望的压抑与暂时满足以及因这种满足而失去赖以生存的金钱之后的失落和苦恼。剖析得相当深入。小说中的景物和环境描写则与《买彩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特定的景物和环境中显现出主人公焦躁而又落寞的心情和一反常态的行动。如描述公园里两位女性和一位男子一起吃饭的情景：
两个女性和一个男性，于嘻嘻哈哈的笑声中，动起刀叉了。笑声、喝酒嚼菜声、刀叉皿盘声，混成一种冲动的声音，一阵阵送入他的耳鼓。同时，肉香、醋香和香水、脂粉、烟酒之香，又混成一股刺激的味儿，一阵阵扑到他的鼻孔内。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主人公“为这种声音和味儿，攻得几乎开步走了。然而他衣袋里的洋钱，却替他叫了菜又叫了酒，并且叫他把大联珠收起来，换了一包炮台烟了”，真实地展现了主人公不可压抑的内心欲望。但是，在这里，作为与小说主人公对立面出现的其他人的享乐生活，并没有和主人公的生活形成对比，只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引发主人公的心理和活动的诱因而出现，张我军没有简单地因袭以往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手法，在艺术上有了新的突破。
这三篇作品是目前所知道的张我军仅有的三篇小说。从总体上看，他的创作与新文学理论主张是一致的，是其文学理论在创作中的实践。在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中，他首先十分强调作品的内容，强调作品的思想意义。在《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一文中张我军在论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时说：“诗和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好坏，不是在字句声调之间，乃是在有没有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情感——内容，若有更洗练的表现功夫——技巧，这是再好没有的了。”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张我军再次强调文学作品的感情和思想的重要作用，他重申：“感情是文学的生命，思想是文学的血液。”另外他强调文学要真诚：“夫文学最重要的是诚实，文学也是艺术的一种，所以不说诚实话的文学，至少可以说不是好文学。我们应当留意这一点，有什么话才说什么话，切不可满口胡说，无病呻吟。”张我军的创作可以说是他的这些理论主张的试验和验证。这三篇小说都反映他在北京留学期间的真实经历和所见所闻，真实地传达出他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思想和情绪。人们大多称之为“苦闷的北京经验”。也正因为张我军要传达他的真实经历，真实的见闻感受，因此虽然三篇小说所运用的叙述手法各不相同，但是，作为第三人称叙述者的角色却是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作品中，便于作者操纵全局，控制小说的发展以至于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并能够随时抒发自己的感想和观点。如《买彩票》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交织主人公的内心活动进行叙述，呈显这一偶发事件的荒谬和其中蕴含的悲凉；《白太太的哀史》则是通过日记、信件、他人的转述等形式，以第一、第三人称交互运用，配合倒述、插叙等手法，勾勒出白太太日渐憔悴终至死亡的心路历程，以及作为罪魁祸首旧中国官僚白先生的丑恶形象。《诱惑》虽然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来叙述主人公的活动并兼用插叙来交待前因后果，但重点却不在情节的叙述，而是人物的心理刻画、人的本能的压抑与放纵，描绘了一个以写稿度日的失业青年的处境与心绪。中国传统的说书式手法在这些小说中有着明显的体现。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存在虽然使小说情节简单，但是情节的发展脉络却十分清晰，有一定的连贯性，而且注意情景交融，把景物的描写与人物心境情绪巧妙地结合起来。
张我军谙熟新文学理论，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他的这些小说与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是一脉相承，血肉相联的。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小说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就是文学的表现对象逐渐由以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向平民转化，出现了许多以普通下层民众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张我军的小说正是如此。他的主人公不是贫苦的青年学生就是受到压迫的下层妇女，在描述其苦难的过程中融入了对社会的批判与控诉。小说的主要任务也由讲述故事向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转化。张我军在仅有的三篇小说中为人们塑造了三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而且，张我军在塑造人物时注重刻画人物的深层的潜意识心理，挖掘人物内心的隐秘的世界，从而立体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
张我军的小说完全以中国白话文而不用闽南方言来进行创作，这固然与小说创作的题材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体现和实践了他“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的主张。关于台湾语言的改造问题，早在1924年，连温卿就在《台湾民报》2卷19号上发表了《言语之社会性质》一文，提出了语言与其使用民族的处境的关系，认为保护民族独立，自然要保护民族语言。接着，连温卿又写了《将来之台语》一文，发表在同年的《台湾民报》20、21号上。文中连温卿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统治者的语言政策就是以统治国的语言同化殖民地的语言。所以，在台湾，为了反抗殖民地统治者的同化，必须保存、整理以至改造台湾语言。关于如何保存、整理和改造，连温卿并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张我军在连温卿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是改造台湾语言的标准，他认为：“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有带着改造台湾言语的使命。我们欲把我们的土话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的语言。我们欲依傍中国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张我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56页。也就是说，“国语”是改造台湾语的惟一标准和依据。台湾话是中国汉民族语言中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的分支。书面语言就是用的整个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字。所以用国语来改造台湾话是存在可能性的。其次这样改造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可以做到“一举三四得”。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张我军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不可否认，按照台湾当时的状况来说，要完全实现张我军的这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