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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其他一切文学作品的好坏，不是在字句声调之间，乃是在有没有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感情。所谓字句声调，乃是技巧上的功夫。不消说，技巧也是不可全缺的。……然而有了彻底的人生观和真挚的感情——内容，若更有洗练的表现的功夫——技巧，这是再好没有的了。好的内容如美人，技巧如脂粉、如美丽的衣裳。美人虽淡妆素服，亦自有其美观。然若加以适当的脂粉和美丽的衣裳，则愈显得其美。……文学有内容而更有技巧，其作品便愈加上动人的魔力。
在《诗体的解放》中，他又将这种对诗的理念浓缩为简明扼要的公式：
高潮的感情 ＋ 醇直的表现 = 紧迫的节奏 = 诗
而后解释说：“感情若只在心里高潮而没有把它表现——醇直的表现——出来，还不成为诗。所以有了高潮的感情更醇直地把它表现出来，便自然而然的有紧迫的节奏，便是诗了。”
总体而言，张我军强调思想感情和人生观对诗的重要性，是出于与旧诗战斗之需要，“以打破击钵吟唯形式主义的弊端，击中击钵吟没有感情之病灶”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他深刻地洞察到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密切关系，要求语言形式摆脱束缚，循自然节奏的方向走。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关系上，他突出内容的决定性作用，强调思想情感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性的因素。虽然，张我军还不能有一套系统的诗学理论，但在新旧文学交替之初，能够揭示某些具有本质的特征，这“在同期的台湾作家中尚属第一人”，是相当具有建树性的贡献刘登翰等编：《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0页。。他的这些理论主要是针对台湾文坛现状而言，因此多以诗歌为例来说，其实像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关系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其他文学文体的创作。
必须说明的是，张我军的这些新诗理论虽然主要是承自胡适，但他结合台湾文坛的具体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因此比胡适走得更远一些。
张我军对诗歌理论的探讨，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继张我军之后，张绍贤、自我生、杨云萍、陈虚谷等人也都纷纷著文，对诗的形式与内容做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例如陈虚谷强调诗的感情与想象，杨云萍认为诗的押韵必须以音乐性为前提，这些理论论述都丰富了台湾诗论的建设。不过由于张我军在1926年下半年就离开了台湾，且从此再没有新诗作发表，到了大陆之后，也没有进一步的诗论探讨，因此他的诗论只是初探而没有深入下去。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台湾新文学的“导路小卒”，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开拓的使命。现时的价值认定与后世的史的评价往往不相一致，就张我军而言，虽然他的文学理论多是缘自大陆新文学运动既有的成绩，但其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导路之功，却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
第四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二）——台湾新文学建设的“导路小卒”
第二节 文学创作实践
台湾文学界在张我军等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推动下，发生了一场全方位的文学理念的变革。就整体而言，是理论先行，即先有舆论倡导，再有创作实绩。理论建设的成绩显著，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新文学发展的格局和方向，其本身也构成新文学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建设对于文学，所带来的是工具的选择和工具的解放的同时实现。当新文学倡导者认定旧文学为旧文化的载道之具而对其发动革命之际，文学本身就已经成了被解放的对象。新文学正是在这种“解放”中迸发了活力和朝气。至于它作为新的载道工具被选择，这本身也为它提供了赖以孕育、生长的土壤和机会，并引发出一个盛况空前的创作高潮。而作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始作俑者”，张我军成为这盛况空前的创作高潮的弄潮儿，而且成绩斐然。
1925年12月28日，张我军在台湾结集出版了《乱都之恋》，收入抒情诗五十五首。这是台湾新诗创作的第一个结集，是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奠基性作品。这部诗集完整地记录了张我军恋情的心路历程，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同时也是张我军恋爱观的宣示，表现出一个青年对真挚恋情的自觉追求。诗作以当时军阀混战（直奉战争）、人心惶惶的北京城即所谓“乱都”为背景，在种种热恋、相思、伤别、盼聚等情思的抒写中，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憎恨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诗的形式自由无拘，语言鲜活流畅，思想感情真挚热烈，是他所倡导的高潮的感情与醇直的表现的完美结合。这部《乱都之恋》，不仅是张我军所倡导的新诗创作理论最有力的明证；更为台湾新文学萌芽期的新诗创作提供了样板，起了示范的作用，对台湾新诗的开创之功不可泯灭。
张我军的小说创作有《买彩票》（1926年）、《白太太的哀史》（1927年）、《诱惑》（1929年）三篇，数量不多，篇幅不长，表现出台湾新文学草创期以短篇居多的特性。他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中强调：“我们做诗做文，要紧的是能将自己的耳目所亲闻亲见，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个个自己铸词来形容描写，以求不失真，而求能达状物写意的目的。”这三篇小说多取材于他所经历的北京生活，与他同期的台湾作家却大都直接描写台湾的社会现实，因此，相形之下，他在小说题材的选择上，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台湾民报》期间，张我军还发表了大量的随感录、政论等文章，表达对台湾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等方面的思考与见解。这些文章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论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张我军的“趣味是在文学”，因此“平素极不愿意谈及政治，何况去评论政治”。“然而人生在社会上——在存在着国家的社会上——日日都不得不受政治的干涉，就是你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来找你。所以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偶谈一谈政治。”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3页。本着这种立场，张我军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针对当时的政治问题提出看法，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主要文章有《排日政策在华南》、《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时事短评》、《伊泽新总督的训示》、《随感录》、《看了警察展览会之后》、《危哉台湾的前途》、《台湾闲话》等。
1。 抨击日殖政府，呼吁民族自治
日本殖民政府统治台湾的方针，是以其本身利益为目的，“历来的总督，都以少数的内地（日本）人为统治的对象，置多数的台湾人的利益于不顾”张我军：《伊泽新总督的训示》，《台湾民报》3卷5号1925年2月。。他们上任之初，都冠冕堂皇地声称：“欲为三百八十万的全部岛民谋幸福，欲尽量地听纳民意。”张我军：《危哉台湾的前途》，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4页。但是回首他们的政绩，却是大大出乎岛民的意料。尽管台湾人民辛勤工作，却依然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地位、经济权益，反而受到更深的压迫。他们始于希望和期待，却终而被统治者尊重民意的谎言所欺骗。针对此种现象，张我军代表广大台胞向伊泽总督发出质问，并呼吁岛民起而自治。代表文章有《驳稻江建醮与政府和三新闻的态度》（作于1924年11月12日，发表于1924年12月1日《台湾民报》2卷25号）、《田川先生与台湾议会》（作于1925年1月6日，发表于1925年1月21日《台湾民报》3卷2号）、《随感录·我人对伊泽总督的疑问》（发表于1925年4月21日《台湾民报》3卷12号）、《危哉台湾的前途》（发表于1926年1月1日《台湾民报》第86号）等。
“伊泽总督新到任便在训示里头说，台湾统治的对象是三百八十万的本岛住民。又说，欲听于无声，取于无形，欲尽量地听取台人的意见。”张我军：《随感录·我人对伊泽总督的疑问》，见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74页。如此好听的话，当时也着实让岛民欣喜了一阵，并给予极大的期待。然而，“时光易过，春去夏来，秋更冬易，倏忽过了一年了”，却连一点“可观的政绩，能使小百姓满足的地方”都没有，这就不得不使岛民为台湾的前途担忧。伊泽政府不仅无作为，而且弊政相当严重。他把台湾“无数的失业者”“千万哀求也得不到的土地”，“平白地送给退职官吏——并且只限于内地人”内地人即日本人。；“只因了极细微的事件”，就摧残教育，退学了台北师范学校和南师的近百余名学生；竹山竹林事件中，他又用高压手段镇压人民“极稳健的请愿”；在芭蕉自由移出问题上，伊泽政府又狂暴地摧残民生，致使“几千笼的芭蕉终于腐烂于基隆埠头”；另有酝酿了名为为台住民谋幸福，实为东洋拓殖罪恶的“台湾拓殖会社”，等等。对于伊泽总督对这五件可以代表一年间的重大问题的事件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张我军提出质疑：这“岂是站在全台民的幸福的上面呢？又听纳了多少民意？不待一介书生来责问，倘肯半夜扪心自问，必定有愧于衷吧”。
对于新发生的问题尚且采用这种办法，那么对多年的悬案呢，都采取了哪些办法呢？不消说义务教育案不能实行，“就是最不合理的讲习会取缔法令，也不肯听纳民意把这来废掉”，不但如此，还“轻轻掷出二百万大款”去开办台民所不紧要的大学；“罪恶最多”的保甲制度和甘蔗买收区域制度，不仅不废除，却还“违背着政治的原理——最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