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代人住的殿堂了——新文学的殿堂。可是我们最以为憾的是，这阵暴风雨却打不到海外孤悬的小岛。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
我们回顾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禁不住手痒了。我们因为痛感这座破旧的殿堂已不合现代的台湾人住了。倘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们还不知醒过来，还要在那里贪梦，就有被其所压的危险了！我不忍望视他们的灾难，所以不自顾力微学浅，欲率先叫醒其那里头的人们，并请他们和我合力拆下这所破旧的殿堂。
可以看出，张我军是要借大陆文学革命的成功经验和理论，来指导台湾的文学改革。他说：“只是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所以文章“大半是引用他人之语，而不是我自己创造的”。其终极目的就是号召台湾文学界进行文学革命，抛弃旧文学而创建新文学。
接下来，张我军发表了《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阐释文学的真谛，批评当时流行台湾旧诗坛的“击钵吟”的局限和弊病。该文作于1924年12月24日，发表于1925年1月11日《台湾民报》3卷2号。“击钵吟”这种即兴吟诗的艺术形式在一定的时期是台湾文人用于保持汉文学传统，抵御异族文化同化的方式和手段。但后来逐渐沦为形式主义的游戏。所以张我军在提倡文学革命时把它作为分析批判的对象。
作者在“小引”中说：
我不是一个文学者，我对于文学上的知识是非常之肤浅。然而我为什么要常常发表关于文学上的评论呢？那是因为我痛感着台湾的文学之道已污秽不堪走了！已有从根本上扫除刷清的必要了！可是我已候之久了，却候不出一个人肯来当这扫除刷清的职务。我于是顾不得力微，便拿出一根安排未妥的笔帚出来，站在这文学道上当个清道夫。
文章首先从理论上讲清楚了诗的本质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为台湾文学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然后尖锐地指出台湾诗坛的形式主义错误，为台湾诗界革命的开展清扫了道路。张我军认为“历来我台湾的文人把技巧看得太重，所以一味地在技巧上弄功夫，甚至造出许多的形式来束缚说话的自由。……于是流弊所至，写出来的诗文，都是些有形无骨，似是而非的。既没有彻底的人生观以示人，又没有真挚的感情以动人。”“他们是故意去找诗来做的，他们还有许多的限制：（一）限题，（二）限韵，（三）限体，（四）限时间，有时还要限首数。文学的境地是不受任何束缚的，是要自由奔放的，这些浅近的学理也不知道，却满口书臭，真是逼人胸口作呕！”“这类的无意义的东西”为什么要做呢？张我军说这是因为他们“也有想得赏品的，也有想显其技巧的，也有想学作诗（技巧的诗）的，也有想结识势力家的，也有想得赏品兼显扬技巧的，也有想得赏品兼显扬技巧兼结识势力家的”。总之这些“诗界的妖魔”开击钵吟会、做出的诗，是与“诗”的原意背道而驰的。有鉴于此，张我军大声疾呼：“我们欲扫除刷清台湾的文学界，那么非先把这诗界的妖魔打杀，非打破这种恶习惯恶风潮不可。”
张我军的这两篇文章击中了台湾旧文坛的要害，沉重打击了死而不僵的台湾旧文学。像当年林琴南攻击新文学一样，台湾旧文学也对新文学进行了“谩骂”式的攻击。然而在双方的激烈交战中，新文学的影响却势不可挡地迅速扩展开来。
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见诸报端后的第四天，即1925年1月5日，日本殖民者的“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就刊发了化名“闷葫芦生”的反扑文章《新文学的商榷》。这是新旧文人之间第一次正面的直接交锋。
文章除谩骂之词外，主要论点有四方面：一、关于新文学，他说：“汉文学有随世推移、革新之要，然不敢如一二不通之白话体，即傲然自命为新文学也。”二、关于台湾新文学，他指出“台湾之号称白话体新文学，不过就普通汉文，加添几个了字，及口边加马、加劳、加尼、加矣诸字典所无活字，此等不用亦可之，不通不文字”。“夫画蛇添足，康衢大路不行，而欲多用了字及几个文字。”“怪的写得头昏目花，手足都麻，呼吸困难也。”三、关于中国新文学，即：“今之中华民国新文学，不过创自陈独秀、胡适之等，陈为轻薄无行思想危险之人物，姑从别论。胡适之之所提倡，则不过仅用商榷的文字，与旧文学家辈虚心探讨，不似吾台一二青年之乱骂，盖胡适之对于旧文学家，全无杀父之仇也。”四、“日本文学虽则革新，然至于郑重文字若诏敕等，亦多用汉籍故典，不知今之时髦知之否！”吕正惠、赵遐秋主编：《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昆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1页。
对于闷葫芦生的无理谩骂，张我军立即给予批驳。在《新文学的商榷》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完成了《揭破闷葫芦》一文，并发表在同年1月21日《台湾民报》3卷3号上。关于这篇文章，张我军说：“我的《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发表了以后，到现在已有两个月之久了”，“却听不到什么反响来，我满以为我的炸弹是掷在烂泥中去了”。出乎意料的是，“本月5日，台日报中文栏载了一篇闷葫芦生作的《新文学商榷》，这篇文字可算是我的那篇文的第一次的反响了”。然而读完之后，“着实感觉到非常的失望和不满”，“因为他说的话，简直是一篇谩骂之词”，他的“‘新文学之商榷’完全没有触着新文学的根本问题。他的用意大约是在反对新文学，在骂我那篇文字，然而因了他不知道新文学的意思，而且对于我的那篇文简直没有读懂，所以他说来说去，究竟不知道说些什么，只是信口乱吠罢了！所以我不但没有和他理论的必要，并且和他理论，简直要污了我的笔”。然而为什么又要做这些文字呢？因为毕竟“幼稚的台湾文学界，熟睡中的台湾文学界，也算已有抬头起来讨论新旧文学的人了，这实在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所以“我现在欲借此机会，再说几句话来揭破他的闷葫芦”；也不过是“欲借此机会多说几句关于新文学的话罢了”。不言而喻，张我军作此篇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揭破闷葫芦，来向台湾文学界进一步宣传新文学。
针对闷葫芦生文中的四项责难，张我军予以一一反驳，同时指出新旧文学之分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并对新旧文学本质上的差别作了更明晰、更深刻的思考：
首先，“我们之所谓新文学，乃是对改革后的中国文学说的。所以说新者，是欲别于旧的。所以我们之所谓新文学，当然是包含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内。”至于“闷葫芦生说：‘……然不敢如一二（不通不）之白话体，即傲然自命为新文学也。’这句话实在莫名其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话。但大约是在说我的语体文不通吧？”
其次，针对闷葫芦生对“白话体新文学”的错误认识，张我军质问：“闷葫芦生，‘白话体新文学’是什么？这个名词是你自己私用的吧？要记着！新文学不一定是语体文（白话文），不过文学革命家所以主张用语体文的，是语体文较文言文易于普遍，易于活用。”并进而提出：“语体文（白话文）未必全是新文学，新旧文学的分别不是仅在白话与文言，是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此外：“我们今日所用的中国文字不是仓颉一个造的，是几千年来历代的学者文学家造的。”“再则我们作文，大都依据中国语法，决不如你所想‘如村妇之簪花，簪得全无顺序’。”
再次，关于中国新文学，张我军说：“闷葫芦生！你须睁开眼睛细看一看，中国的新文学决不是陈、胡二人的私产，是时势造成的中国的公产，不过是他们两个人较可代表罢了。”这种评价可以说是客观、公允的，既肯定陈、胡二人的历史功绩，却又不片面夸大。这与陈独秀1940年3月间作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观点是相一致的。陈文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的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王彬彬：《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2页。至于胡适之商榷态度“是要留下余地给赞成文学改革的人讨论的。换言之，是‘当如何来改革才好’的商榷，而不是‘当不当改革’的商榷”。
最后，就闷葫芦生对日本文学革新的讽刺，张我军反问道：“我说的是文学，而且你说的也是文学，而非说诏敕等呀！况且日本一年所产的文学有多少？而诏敕等有多少？况且如诏敕等郑重的文字也已渐渐地平易化了，冬烘先生知之否？”针对闷葫芦生的各项责难，张我军都一一作出回答，言辞幽默多讽，丝毫不留情面。痛快之至，既批评了以闷葫芦生为代表的旧文学死守者们。“不知新文学为何物”却又言必讽新文学的只凭意气用事的态度和做法，同时也更明确了新文学之所以为新文学的要义。
在《揭破闷葫芦》发表之前，即1925年1月12日，《台湾日日新报》“是是非非”栏，还曾刊出署名“讲新话”者对张我军的调侃性的谩骂；同月16日《台湾日日新报》“是是非非”栏，又有署名“张大郎”、“半新长老”、“半旧先生”、“坏东西”等名称，以打油诗的方式，辱骂张我军“咆哮人群，乱吠如狗狂”；21日，赤崁王生于《台湾日日新报》8869号发表《告张一郎书》，误以张一郎为张梗，认为张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