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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暴自弃的不独不与那些勇敢的兄弟们相助”、“疲于与环境的无益的争战，所以绝望而屈从了”的；“或是要‘乐夫天命’学陶潜的遁世者流”，“或是同情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有的“向另一方面开始活动，尚且站开在远远地望着他们嘲笑”，还“有的甚至眩于利诱，要来陷害他们”。于是，张我军大声疾呼：“希望诸君能够觉悟青年之于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出来奋斗，不断地勇进，才有达到目的的一日！”张我军还指出，台湾青年必须批判上古时代“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愚民政策；必须确立自己解放自己的世界观。
所谓改造社会，不外乎求众人的自由和幸福，而这自由和幸福是要由众人自己争得的，才是真正而确固的，决不会从天外飞来，或是由他人送来的。犹如面包是劳动者额上流了汗才能得来的。舍得这条大路不走，终日只在神面前祈祷，或是在路上叫讨，哪一个肯大发慈悲给你吃一顿饱？……谁给你自由和幸福？
最后，张我军指出台湾当时的旧诗人不思改革，“不读些有用的书来实际应用于社会，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诗，来做诗韵合解的奴隶，或讲什么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致使“从不见过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粪堆里滚来滚去”的台湾诗文。“若长此以往，后来触于突发的事机，或是激于义气，想出来协力改造社会，也就无从改造了。因为不备于平时，一旦事临，实有不知所措的。”因此他呼吁文学改革，读有用的书，培养实力来改造社会，“而且能够利用我前面所说的三件——团结、毅力、牺牲。那么即使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改造于今日，总也不会使其爆碎，而自由和幸福不怕得不着了”！
这是台湾新文学作家对陈腐、保守的台湾旧文坛发起的第一次猛烈攻击，也是新文人对旧文人第一次公开的宣战。在张我军发表该文之前，其实已经有多篇文章对台湾新文学的性质及走向进行了讨论，或介绍祖国大陆的新文学发展情况，或提倡语文改革，如上文提到的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黄朝琴《汉文改革论》、许乃昌《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等等。但是这些文章更多的是从正面思考、探索新文学的诸多问题，而对于原本作为台湾文坛主流的旧文学，则多持回避态度，并未作进一步的批判。直至张我军这封信的公开发表，才开始有对旧诗人与时代严重脱节、阻碍社会发展这一现象的批判。因此，台湾文坛自张我军始，才真正挑起同旧文学公开对阵的战幕。在这一点上，张我军《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与祖国大陆文学革命发难之作——胡适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具有同样特殊的历史意义。继张我军之后，张梗发表了《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连载于1924年9月11日至11月11日《台湾民报》2卷17号至2卷23号。该文针对台湾当时小说界的现状而发，在鼓励青年要有独创勇气的同时，还指斥了台湾旧诗坛颇为相似的弊端。11月1日，前非的《台湾民报怎样不用文言文呢？》刊于《台湾民报》2卷22号。作者根据自己从旧文学转向新文学的切身经验，指出白话文较文言文的优越之处；并阐述了提倡新文学实与革新思想、启蒙民众有极密切关联的思想。
有了张梗与前非的积极响应，张我军更加大了对旧文学的抨击力度。1924年9月，他又写下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在11月21日《台湾民报》2卷24号，署名“一郎”。这篇文章直接而尖锐地抨击旧文学，对当时乌烟瘴气的台湾文坛又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所谓的“台湾旧文学”，是由祖国大陆的中原文化移植而来。它播种于明末太仆寺卿沈光文赴台，借由流寓赴台的文人引入，后历经两百多年的培育；至清末，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将汉文学根植入台湾文人的教育中，旧文学才真正开花结果，作品的水准也达到了跟大陆旧文学并驾齐驱的程度。不过，当时“台湾的文学——除诗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种的文学了。如小说、戏剧等不曾看见”，惟一大盛的是汉诗，因此台湾旧文学就以汉诗为代表。到了日治初期，为保存民族文化、表彰民族精神，文人相率结社，提倡诗学，以诗自诲，并开展汉学运动，致使诗社蜂起，盛况空前，占据台湾文学的主流地位，一度成为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一部分。其诗钟之会促使台湾诗人“养成”和“磨练”汉文学的“趣味”和“表现的功夫”，具有抵御异族同化的文化上的反抗意义。所以击钵吟击钵吟，原意指敲着钵即兴吟诗，后演变为一种出题限时作诗的游戏。题目或咏物或咏史或咏事，限钟点交卷，选定两人为左右宗师，即评判者，誊录的人将每人诗作抄两份交给左右宗师，选出元、眼、花、胪四名作为一等奖，翰六名作为二等奖，录十名作为三等奖，各有轻重奖品，其他没选中的则不取也不奖。在台湾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是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和影响的。但是，随着台湾封建势力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合流，旧诗人们结社联吟，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民族传统文化、抵抗了日语的传布；却也逐渐被日本统治者利用，成为笼络台湾旧士绅阶级的工具。总督本人也经常参与吟诗盛会，因此在日本统治者有意收揽怀柔、奖励风雅政策的鼓吹下，诗人联吟会盛极一时，酬唱之诗风靡全省，击钵吟更是大行其道。一般的旧文人固守古典文学的壁垒，沉溺于八股之言的拼凑和旧诗词的赏玩之中，不少文人逐渐沦为从事文字游戏的“诗匠”，有些更堕为“诗棍”，他们成群结队，自称“诗翁”、“诗伯”，打着“以诗会友”的幌子，利用诗社的名义，到处招摇，干着混吃混喝的勾当，以二十八字换取一席酒食，台湾民众讽之为“游食队”。更有失去民族节操者，已经被日本殖民政府所卵翼，厚颜无耻地对日本殖民者歌功颂德。旧文学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气节和高雅，逐渐走向颓败。
20世纪20年代初，台湾的旧诗人们以台北的《台湾日日新报》、台中的《台湾新闻》和台南的《台南新报》汉文栏为阵地，每天大量发表击钵吟与应酬诗。这些诗多是迎合日本殖民者表现“皇道乐土”、麻痹台湾人民意愿的作品，缺乏抗争的精神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内容无非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搞得台湾文坛乌烟瘴气。在当时，不批判这种风靡全台的“击钵吟”，就不能建设台湾的新文学。所以，张我军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的开篇就痛斥了这种状况：
这几年台湾的文学界要算是热闹极了！差不多是有史以来的盛况。试看各地诗会之多，诗翁、诗伯也到处皆是，一般人对于文学也兴致勃勃。这实在是可羡可喜的现象。那么我们也应能从此看出许多的好作品，而且乘此时机，弄出几个天才来为我们的文学界争光，也是应该的。如此才不负这种盛况，方不负我们的期望，而暗淡的文学史也许能借此留下一点光明。然而创诗会的尽管创，作诗的尽管作，一般人之于文学尽管有兴味，而不但没有产出差强人意的作品，甚至造出一种臭不可闻的恶空气来，把一班文士的脸丢尽无遗，甚至埋没了许多有为的天才，陷害了不少活泼泼的青年，我们于是禁不住要出来叫嚷一声了。
接着，张我军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的发展趋势及日本、祖国大陆的文学革新运动，呼吁台湾文坛能借鉴大陆和日本文学革命的经验，“借此来把陈腐颓丧的文学界洗刷一新”；另一方面又对“还是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些活气，与现代的世界的文坛如隔在另一个世界似的”台湾文学界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还在打鼾酣睡的台湾的文学，却要永被弃于世界的文坛之外了。台湾的一班文士都恋着垄中的骷髅，情愿做个守墓之犬，在那里守着几百年前的古典主义之墓。
…………
现在台湾的文学，如站在泥窟里的人，愈挣扎愈沉下去，终于要溺死于臭泥里了啊！
在文章中，张我军还抨击了旧诗人的三种恶习：第一，“不是拿文学来做游戏，便是做器具用”。“如一班大有遗老之概的老诗人，惯在那里闹脾气，诌几句有形无骨的诗玩，及至总督阁下对他们称送秋波，便愈发高兴起来了。”第二，“把这神圣的艺术，降格降至于实用品之下，或拿来做沽名钓誉，或拿来做迎合势利之器具，而且自以为儒文典雅。”“其实这种器具得来的名利……实在比用金钱做器具的老实人更可鄙可恨的！”第三是使青年“染成一种偷懒好名的恶习”，扼杀了活泼的生气。“他们以为作诗易于得名（其实这算什么名），又不费气力（其实诗是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的），时又有总督大人的赐茶、请作诗，时又有诗社来请吃酒作诗。既能印名于报上，又时或有赏赠之品，于是不顾死活，只管闹作诗（其实是胡闹）。他们腹内半部唐诗合解也没有，只管搜尽枯肠，一味地吐，几乎把肠肚都吐出来。用尽心血，耗尽宝贵的光阴，其结果博得一个不知是好名还是臭名。几年之间，弄不出一句半句的好文字，却满腹牢骚，满口书臭，出言不是‘王粲蹉跎’便是‘书剑漂零’。”作者气愤地说：“文学的殿堂，一定是不容这班人踏入的啊！”
对此，他热诚地呼吁：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快来协力救他，将他从臭泥窟救出来罢！新文学的殿堂，已预备着等我们去住啊！
为了引导青年进入新文学的殿堂，张我军还向“对文学有兴趣的人”“敬告”“二事”：
1。 多读关于文学原理和文学史的书；
2。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