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丶岸礁鞅谎蛊让褡澹哺哒琶褡逯饕宓拇笃欤懒⒍氛似鸨朔�1919年，朝鲜爆发了“三一”民族独立大暴动，形成大规模的抗日运动，最终赢得日方答应其初步自治的承诺。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受到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兴起民主主义运动，掀起大正民主思潮，其中又以吉野作造强调主权在民的“民本主义”影响最为深远。受这些世界性民族自决主义潮流的鼓舞，尤其受到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以强硬态度要求民族独立而不惜流血革命换来初步自治事例的刺激，台湾知识阶层敏锐的民族意识受到极大的启发。于是，台湾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台湾向何处去”。大战末期，一些台湾知识分子曾多次集会，就该议题进行磋商。其中以林献堂主持的讨论最为著名。1918年夏，林献堂在日本东京神保町中华第一楼宴请台湾留学生，二十余位代表列席了会议，与会者群策群力，以“对于台湾应当如何努力”为题，各抒己见。虽然此次会议并没有为台湾的发展方向找到切实可行的明确道路，但由此而激发起的台湾人民的斗志和向心力，对以后的斗争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此后，在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特别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台湾的留日学生及爱国人士在东京先后组织了“声应会”、“启发会”、“新民会”、“台湾青年会”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团体。开展了“六三法案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等爱国运动。并仿照大陆《新青年》创办《台湾青年》，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到1921年，这种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由日本回到了台湾岛内。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21年1月，在林献堂的支持下，由蒋渭水策划领导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此后，“台湾青年体育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团体相继成立。张我军参加了以上两个组织的活动，并被日本警察列为此地两社团六十六名积极分子之一。尽管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实行武装镇压与鼓吹内（日）台融合等软硬兼施的政策，妄图瓦解台湾人民的反抗意志，但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止，当武装反抗陷入低潮以后，以文化为武器的抵抗运动却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台湾新文学也“就是在这种由武装抗日转入非武装抗日，在政治、文化抗日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在历史和时代的呼唤声中，在人民和土地的渴盼与期望中，作为人民的心声、抗日的武器、时代的宠儿诞生了”
。（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张我军对台湾新文学的倡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第三章《台湾民报》时期的张我军（一）──台湾新文学道路上的“清道夫”
第二节 奋起直追：台湾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情况
同大陆相比，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慢了一拍。台湾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20年《台湾青年》的创刊，比大陆1915年上海《新青年》的发刊晚五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端，是1923年台湾文学革命，较大陆的1917年晚六年。台湾的新诗、新小说，其奠基之作诞生于1925、1926年间，比陈衡哲的《一日》、鲁迅的《狂人日记》等要迟出七至八年。这种延迟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台湾新文学诞生的艰难，也揭示了台湾新文学同大陆五四新文学的源流关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诞生与发展，都是在借鉴与模仿大陆新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是一种结合实际社会状况，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空移植。
1920年7月16日，当时在日本东京的“新民会”，仿照大陆的《新青年》创办了中（汉文）日文合并的月刊《台湾青年》（1922年4月1日易名为《台湾》），蔡培火主编，面向台湾发行，目的在于激发民众的思想觉醒、促进文化启蒙。台湾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从此“新民会”以机关刊物《台湾青年》为舆论阵地，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并借以强化民族意识，改革社会政治风气，反抗日本殖民者的专制统治。总编辑林呈禄以笔名“慈舟”发表《敬告吾乡青年》一文，鼓励台湾青年发扬时代精神：“当此世界革新之运，人权发达之秋，凡我岛之有心青年，极宜抖擞精神，奋然猛省，专心毅力，考究文明之学识，急起直追，造就社会之良材！”创刊号又有卷头辞宣示自己的主张：
是空前而且可能是绝后的世界大战乱，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了。几千万的生灵，为了战乱而流血，为了战乱而为枯骨，何等惨绝！人类的不幸，还有比这种不幸来得更大吗？
从这种绝大的不幸当中，能得保全性命的全人类，业已由既往的惰眠觉醒了。觉醒了讨厌黑暗，追慕光明，觉醒了反抗横暴，服从正义；觉醒了摒除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野蛮生活，企图共存的，牺牲的文化运动。你看！国际联盟的成立，民族自决的尊重，男女同权的实现，劳资协调的运动等，没有一项不是大觉醒所赐与的结果。台湾的青年呀！高砂岛的健儿呀，还可以不奋起吗？不理解这大运动的真义，不跟这大运动共鸣的人，这种人做人的价值，简直等于零……
很不幸，我台湾在地理上位为偏陬的绝海，面积也很狭小。因此，吾人在这世界文化大潮流中，已经成为落伍者。想起来，多么痛心呀！诸君！我们因为成为落伍者的结果，假如除了只影响三百万的同胞之外，再不会影响到别的，那还可以。万一，因为吾人的缺陷，致使岛中失去了平衡，而且破坏了世界和平的基石，那种罪恶，真是可怕的。吾人应该三省四省。吾人应该以爱护和平为前提，讲究自新自强的途径才对。
吾人深思熟虑的结果，终于这样觉醒了。即广泛地侧耳听取内外的言论，应该摄取的，则细大不漏地摄取，作为自己的营养分。而且把所养得的力量，尽情向外放注。这正是吾人的理想，也是吾人所迈进的目标。我所敬爱的青年同胞们！一齐站起来！一齐前进吧！
这篇檄文充满了新思想，它启示和号召青年人，要揭露黑暗、追求光明，反抗横暴、服从正义，争取民族自决，最终达到人性的自觉与民众的觉悟。在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新潮流以后，她热诚地号召台湾青年奋起赶上新潮流，积极吸取、借鉴新思想，“自新自强”以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这正是“新民会”指导当年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
《台湾青年》自1920年7月16日创刊，到1922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止，一共出版了十八期。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讨论台湾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四篇讨论文学改革的文章。除日本人小野村林藏宗的《现代文艺的趋势》之外，其他三篇，即创刊号上陈炘的《文学与职务》（1921年7月），第3卷第3号上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1921年9月），第4卷第1号上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1922年1月20日），分别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反省了台湾文学的现状，提出改进的方向。
陈炘的《文学与职务》强调文学“不可不以启发文化、振兴民族为其职务”，抨击当时台湾旧文学界专门追求华美的辞藻，“矫揉造作、不求学理，抱残守缺、只务其末”，只有美丽的“外观”而没有灵魂和思想，是一种封建科举制度造成的“死文学”，因此不能尽到文学的“职务”。他主张文学“当以传播文明思想，警醒愚蒙，鼓吹人道精神，促社会之革新为己任”，要肩负改造社会的使命。同时文章还以“近来民国新学，奖励白话文”为例，希望台湾文学作家“就言文一致体”。在介绍了大陆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真正的文学之后，提出台湾文学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奋进。
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主要抨击了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台湾旧文学。文章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不可分离，并且指出台湾当时的文学，已经远离时代、远离现实。战后的中国文学已经渐渐被介绍给欧美，而且又有以青年为主导力量的新文学运动正在开展中，这实在是很可喜的现象。他在结论中指出：“在这切迫的时势的要求和现实生活的重围下，已不需要那种有闲的文学——风流韵事，茶前酒后的玩弄物了。”这句话总结性地说明了新旧文学的差别，即新文学是实用的，旧文学是休闲娱乐。
这两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文学的外部问题。其关注的焦点是文学的内容方面，还没有把文学改革提升到更高的层次。此外，这两篇文章都是用文言写成。处于大时代变革中的新文学运动倡导者，革新的思想和完成思想革新的行为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也很难真正把握住时代潮流的本质，对准旧世界痼疾给以致命的一击。虽然已经振臂高呼，然而他们的头脑毕竟还是在旧文学的泥潭中浸淫过的，因此，没有办法达到像凤凰涅槃那样获得重生。
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则主要解决文学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文章主张“日用文宜以简便为旨”来改造文学，摆脱旧文化造成的文学停滞。这里“日用文”是指与口语相应的书面语言，“简便”的“日用文”，自然是指正在大陆倡导的白话文。为此文章严肃批评了文言文的弊病：第一，不能充分表达思想、情感；第二，数千年来，古人所遗留的杂言巧话不胜枚举，艰涩难懂，又不普及，是造成文化停滞之根；第三，墨守古文阻碍进取精神，是导致国民元气沮丧之源。由此，陈端明发出了“改革文字，以除此弊”的呼吁：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唱（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