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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同的，因此，将任何
照顾都“身体化”的话，就根本不能顾及“个人”与众不同的需 求。
然而，中国人的“心”对“身”的照顾，却又的确不是为了“一 人”而设计的，它的目的是透过“二人”关系将“身体化”的存在 无限地延续下去。的确，在中国这个没有“灵魂”而只凭肉体的 接力赛来维持“不朽”的文化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身 体”保存得好好的，才可以在将来回报父母、生男育女、传宗接 代。一个人如果极力做这一点，就会获得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 因此，一个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出现病痛，即使已经是成 年人，长辈对他关心的口气也变成了责怪，于是，原本应该是“健 康”问题的却变成了“道德”问题（亦即是不“听话”，不受 “教”）。
令人不解的是：西方人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强调“保重身 体”，也常常倾向于做出一些会危及身体的冒险患难之事，体格 反而搞到比中国人更好。事实上，他们发展体格，与他们的冒险 患难一般，都是整个“个人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并不像中国人 一般恒常被耳提面命地去“注意身子”———像这样一种暗示，如 果过于多的话，就真的会造成怕“亏”的倾向，并且会出现认为 自己真正是“亏”的心理。
此外，也可能会令中国人不解的是：西方人对下一代的“教 养”是预备他们与自己分裂的步骤，亦即是造成他们对自己“不 孝敬”的前奏。这其实也是浑然不觉没有选择的，是整个文化对 “人”的设计使然。西方人的“良知系统”既然注重培养有个性 的、独立的人格，因此，如果制造出依赖“二人”关系的人，就会被 认为是一种失败，也会被认为是上一代的自私。一对美国夫妇 曾对笔者说：“我们并不认为子女是自己的财产，他们只是上帝 暂时寄托在我们这里的。”
然而，中国人的生命观既然是“身体化”的，因此，将“人”设 计成由“二人”去定义之物，乃势所必然。每一代的宗教任务是 生育下一代，以便延续肉体的不朽，同时也须“养”上一代，并在 将来为下一代所“养”，自然就不可能是一个自足自立的单元。 事实上，每一代对下一代的“养”，除了是“养儿防老”的投资之 外，也同时是控制下一代人格的手段。在传统时代，如果下一代 不受“教”而有独立行动的话，上一代就会动用到“养”字诀的杀
手锏，向下一代抛出这样的问题：“是谁将你养育成人的？”“是 谁从小关心你一直到成人？”下一代如果将先定的明确答案从自 己的嘴里再说一遍的话，就表示自己愿意就范受“教”。 在今日海外的华人社群中，“养”上一代仍然是一种承担义 务，不过，搬动“养”字诀去控制已经成了年的下一代，恐怕已经 是行不通的了，因此就较为少见。然而，在中国，在国家与社会 这个“二人”关系中，一方“亲民”，另一方就必须“交心”的逻辑， 却被发挥至史无前例的最高峰。
3。“为人民服务”
“关心群众的生活”，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其 具体的落实形式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套“做人”方式，对共产 党革命事业的推动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对广大的群众 来说，讲抽象的革命道理是“形而上学猖獗”，只有具体地向他 们表达“心意”，才能发动中国人“以心换心”的机括，从而达到 “人心归向”的效果———这种效果，是由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中 “仁者，二人也”的设计所决定的。的确，中国式的“心的文化” 在前提上就先天地决定了“仁者无敌”。
至于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在老百姓面前“做人”，也确实 落实到了生活的细微末节上，例如，替他们义务劳动（烧水、打 扫、种田之类），以及对日常起居的问候，等等。有时，革命战士 对老百姓“身体”的照顾，甚至以至为具体形象化的方式表达出 来。例如，在大陆的一些电影中，描写老百姓在军阀、国民党、地 主土豪或日本手上受到“皮肉”之苦，总是红军—八路军—解放 军将他们解救出来；或者，描写在旧社会底下劳动者年迈了仍然 不得“安身”，甚至搞到皮开肉绽，只有在共产党手中获得了拯 救；或者，更具体一点，是描写一位老人的“身体”被恶势力推倒 在地，“皮肉”受损，由一位共产党战士“有心”地将他搀扶了起 来等等。的确，唯有如此做，群众才会把他们当作是“贴心人”或 “自己人”。
笔者在这里说的“做人”，并非一定指矫揉做作的意思。因 为，中国人是不重“个体”的，因此不像西方人那样强调“是”（to be）一个“人”，而是必须在“二人”之间才能“做”一个“人”。共
产党战士的“为人民服务”，有时是献出自己生命，却使整个集 团在老百姓面前获得了威信，为他们所爱戴拥护。
反共人士自然会说：这只是共产党的宣传。然而，为什么在 国民党的宣传中，就从来连想象力都达不到这些桥段？台湾制 作的描写抗日的电影，多半是描写“愚民”如何不了解领袖“曲 线救国”的一片“苦心”，还要群情汹涌地闹事，到后来才体会到 领袖的“英明”，于是出现痛哭流涕地忏悔的一幕；或者，描写国 民党情报员的个人英雄主义，而其内容则是先去充当汉奸，并且 在妓院中与敌方周旋，等等。因此，由双方面流露的意识状态 中，可以看出不同的倾向。
此外，在 70年代海外留学的爱国运动中，原先并不知道共 产党作风的港台学生，在向“左”转以后，也自发地采取了“为人 民服务”———亦即是关心同学生活———方式去吸纳群众。至于 在北美校园中的国民党学生，则只知道动用恫吓与打人方式。 显然地，一方较有人民性，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必须在他 们面前“做人”，另一方从不将群众当作“自己人”，因此也毋须 去“做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都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 “文法”规则之演绎。
马列主义到底是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因此，在透过中国人的 “良知系统”这个变压器后，就将中国人的“仁”落实到广大的群 众层次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然而，即使在这个传统 “仁政”理想的全面展现中，也已经显出中国文化的局限性———
这个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前提上就决定：它只利于搞“心连着
心”的“统一运动”，不利于搞个人必须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运动。
的确，中国人各自为政的“身”必须由“心”的媒介串联起来 的，因此，中国人如果“心死”，就会出现一盘散沙的状态———而 这正是海外华人社群任人统治、任人宰割的无形状的存在状态。 至于所谓“爱国主义”、“认同”或“回归”这类“心怀祖国”的运 动，则是这种“心”的复活。循着同样的逻辑，一盘散沙的中国社 会亦确实必须由“亲民”式的集权主义组织起来。
在传统时代，“亲民”的理想就是行“仁政”，而其具体做法 就是“平天下”。“平天下”有两种意思，其一为“平均天下”，使 人人都“有一口饭吃”，其二就是使“天下太平”，亦即是“保持安 定团结”。因此，在太平盛世、天下大治时，好的政府必须采轻徭 薄赋、劝励农桑、不扰民的政策，使老百姓获得生计。在天下大 乱“人心思治”时，任何打天下的集团只要会“做人”、礼贤下士、 笼络父老、访问民间疾苦，就可以使“人心归向”，而得天下。无 论是处于天下大乱还是天下大治之世，中国人的“仁政”理想， 都是希望使天下之人都能“安身”。因此，士大夫的“志”就是 “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只要做到这一点，就
可以将天下的“心”都归到自己这一方，从而达到“一统天下”之 目的。
然而，在传统时代，任何“大一统”对天下的组织程度，比起 现代的建国运动来，都要松散得多；任何传统时代的“天下归 心”，比起现代“心连着心”的群众大联合以及建国初期的“上下 一心”，都要微薄得多；而任何传统时代的“仁政”，比起现代的 “为人民服务”来，也是消极得多。
固然，台湾的蒋经国也曾有“为民众服务”的口号，以及亲 自到路边的小摊吃豆浆等动作，然而，这只是“亲民”的姿势，而 不是“亲民”的制度。今日的台湾或许有进步的地方———例如： 资本主义底下的经济成长、地方选举等等———然而，这些事物已 经越出了传统文化的范围，而必须归功于外来的影响。至于中 国文化正统的全面传承，则在“人民共和”的中国大陆。
的确，在传统时代，所谓“平均天下”，使人人都“有一口饭 吃”，云云，只是存在于政治理想中，或者顶多是某些皇朝建立初 期昙花一现的现象；至于政府的“养民”，也最多是保持安定的 局面下，使老百姓能够自寻生计。唯有到了今日的国有化体制 下，“平均天下”才被制度化为“铁饭碗”制度，政府也的确积极 地挑起了使全国“皆有所养”的责任，负责安排十亿人都有饭 吃，都有工作做，都能“安身”———这已经是农耕文明的“太平” 与“大同”理想的全面展现。我们试想一下：十亿人是美国、苏 联、西欧、日本人口的总和，古今中外从无一个政府能负起使这 样的一个众多人口都“有一口饭吃”的任务。相形之下，台湾与 香港这样的小地区的经济“奇迹”，又算得了什么？
然而，“亲民”理想的落实，也包括老百姓这一方。事实上， 所谓“亲民”，已经包含了“仁者，二人也”的对应关系：“亲”是指 父母亲一般的政府，“民”则是“子民”。循着中国文化里“二人” 之间的“文法”规则：政府使老百姓“皆有所养”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