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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天下人才失望，他只能表现得宽容一点，授解缙翰林院庶吉士，随侍左右。官职级别虽不高，却能接近最高权力中枢。许多文人一辈子汲汲以求之都不可得，而这位少年才子得来全不费功夫。命运女神的偶然垂青让解缙不知天高地厚起来，从此，饮上了政治这杯苦酒，初生牛犊不怕虎，自然饮得如痴如醉，毫不觉苦。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给子孙帝王创造一个万世之业，煞费苦心，用尽心机，主要用了两招。一招是大杀功臣，为子孙接班铺平道路，仅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就搞了扩大化，诛杀四万五千多人，“元勋宿将相继尽矣”！与此同时施第二招，大兴文字狱，在文字细节上进行挑剔，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那些不服气的文人。一时间，人人自危，早晨上朝，晚上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家。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人们只求自保还惟恐不能，哪儿敢给朱皇帝提意见呀！但我们的解大才子就敢标新立异，一花独放。他曾冒死进谏，写奏折直指时弊：“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煎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始终如一者也……”同时又指出用人不问贤愚，授职不思轻重，致使许多品学兼优者大材小用；一些欺世盗名之辈，极力钻营，布满朝廷。该奏折三千五百余言，直率、尖锐，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不久，解缙又上《太平十策》，提出参用井田、均田之法，兼行封建郡县之制，主张兴礼乐、兴学校、薄税敛、劝农桑、禁阉寺、绝娼优、免屠戮、省株连，并批评朝廷政令屡改，杀戮太多；认为按照他的建议办，就可以取得太平。在别人都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敢冒着生命危险，去批龙鳞陈逆耳之言，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确实令人佩服。也许，有人以为解缙是豁出去了，才敢把愚忠精神进行到底，这样未免把解缙看得太冒失了。其实，解缙之所以敢拿着性命进行政治投机，绝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冲动所致，而是他的小聪明早算计好了：朱皇帝谁都敢杀，惟独不会杀他。因为朱皇帝曾亲口对他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对此，他深信不疑，这也成了他为大明王朝尽忠终身发挥药效的一味兴奋剂。实际上，朱皇帝对这个青年有为之士，口中虽然称许其才可用，是个人才，但对解缙的那些谏言，他根本不愿听，甚至有些不屑一顾：书生之论，可言而不可用也，一介腐儒，懂得什么政治呀！
年纪轻轻的解缙，初登政治舞台，一亮相，一出手，就得了个满堂彩。因敢于忠言直谏，在臣僚中很快就有了较高的威望。因了朱皇帝铁券丹书式的圣谕，解缙对畅饮政治苦酒充满了过分的自信；惯于见风使舵的朝臣，自然对这位少年郎进行热情的吹捧，在这样的环境中熏陶久了，解缙自然踌躇满志得意万分。但是人不能得意，因为得意必定忘形，忘形必定致祸。在不知不觉中，在感觉极度良好中，解缙觉着自己成了大明王朝包打天下的中流砥柱，不但要批评皇帝的施政得失，而且要替别人打抱不平。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将退休的丞相李善长赐死，并杀戮其妻子亲属七十余口。当时朝廷内外，人们都觉得实在太冤。但在皇帝震怒，连年大批功臣被斩的严酷氛围中，谁敢为他喊冤呀。然而，不怕遭祸敢说真话的人，终究还有。就在李善长被杀的次年，虞部郎中王国用这个刚直之士便愤愤不平，为之鸣冤叫屈。有意思的是，解缙受这位好友所托，代他替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写了辩冤的奏折。朱皇帝看了这篇《代王国用论韩国公事状》，心里虽不高兴，但因奏疏写得情通理顺，无可反驳，只好默不作声。事后听人密报，才知是解缙代笔，不由大吃一惊，嫌他多管闲事。从此，朱元璋开始对解缙产生不满，遂有罢职之意。可惜解缙未从这件事中吸取丝毫教训，不久便又发生了他代同官夏长文草疏弹劾副都御史袁泰之事。袁泰是一奸黠小人，平时常干些窃听、画图告密的勾当，以此诬害与之意见相左的官吏，使朝中百官人人自危。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能将昨晚与妻争吵，才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报，朱元璋见他如实反映，才没有治罪。解缙知道是袁泰所为，平时早就对他的行奸使诈深恶痛绝，便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加以弹劾。朱元璋见奏疏陈词慷慨，有理有据，便令有司检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
一个青年官员，一味疾恶如仇，不讲究斗争方式，未免太书生气，时间长了，在官场中是难于立足的。何况解缙反对的都是有权有势、贪赃枉法、能量极大的官员，同这些人作对，尽管暂时占到了便宜，但也只能浪得一些虚名，与带来的祸害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在朱元璋看来，你解缙进谏指责我，只要我老朱不理，就什么作用都没有，朕照样我行我素，而且还能留个胸怀宽广的好名声；但你到处代人草疏，惹是生非，把我的耳目都剪除了，想动摇我的江山基石，也未免太狗胆包天了，实在可恨！但奇怪的是，解缙竟保住了脑袋。其中奥妙，有人说是他曾经赞扬过朱元璋“远过汉唐宋之君，无愧三代圣王”，起了对他的保护作用。这种因素不能说没有，但依我愚见，主要还是得益于朱元璋的深谋远虑。这位开国皇帝明白，如果杀死解缙，会寒了天下士人的心，不如把他冷冻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再用。但这愣头青无论如何也不能留在朝廷里，让他尝尝被冷落的在野滋味，以后回到朝廷才会倍加珍惜在朝为官的幸福生活。
洪武二十四年，解缙才二十三岁，正值政治苦酒饮得有滋有味之时，却被迫去官回家。朱元璋是以“大器晚成”为由，让解缙回家读书，还说什么“后十年来，大用未晚”。这当然是客气的说法，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为了让解缙多读点书，何必要送他归乡？京师文渊阁里的书汗牛充栋，让解缙在那儿钻研，条件岂不比江西更好。
对解缙而言，这次能全身而退，他应该额手称庆才对。如果他能对这初饮政治苦酒的三年作一番深刻反省的话，对他以后的人生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三
我们现在已无法清楚，在被冷冻的几年里，除了读书研究点学问外，解缙是如何的度日如年，如何的望眼欲穿，好让这十年之期快点到来。很快，一个意外的机遇来到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消息传来，解缙又悲又喜，悲不必多言，而喜的是，朱皇帝“后十年来，大用未晚”的诺言，再也不用死守下去了。对政治的痴恋使他体内的欲火燃烧起来，他再也等不下去了，立即赶往京师。这在形式上固然是入临致祭，实际上却有“冠带来廷”之嫌，但解缙已顾不上避嫌了。他的如意小算盘打得挺精明，借着这进京祭奠老皇帝之机，先让新皇帝记起我这昔日的解大才子，或许可乘机再表现几手，也好在新一轮的政治盛筵中抢先分得一杯羹。
然而，这次解大才子却失算了。对他的入朝，昔日的政敌纷纷指出他一连串的罪过，“有司劾缙有违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实事求是说来，这些罪过都不值一提。所谓“有违诏旨”，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当年老皇帝只是让他归读，允诺十年后再用，并非禁锢其身；何况“君父”之丧，官员入临致祭，本是人臣之礼，怎么反诬为“有违诏旨”呢？至于“母丧未葬，父年九十”，则更说明解缙悼先帝之情甚切，舍小家为大家，其忠感人哪！历史上的建文皇帝本以宽仁和柔懦著称，但在这件事上却听信谗言，以致解缙遭到类似充军般的贬谪——到临洮河州卫为吏。满腔希望化作了一川冰雪，原想施展抱负却只能到荒瘠之地当个吏员，解缙的痛苦和失望是可想而知的。贬谪临洮，去家更远，可是再也无人说解缙“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了。
君命难违，解缙只好孤身西行。这时候，他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故在一首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早岁攀龙客天府，浪得声名满寰宇。归来自分闭门过，岂料更为名所苦。旅影西行万里途，黄叶飘萧更无数。”尽管西行途中可以领略壮美的山川景色，但极度失意的解缙根本没有这份雅兴，而且由于自幼生长南方，他有些禁不起北方的酷寒。十月到达西安时，结识了一位熟悉西北形势的邹生，对解缙谈起临洮的山川冰雪。解缙邀他对饮，以酒浇愁。他心中惦念着家人，尤其是对九十岁的老父身体多病，危在旦夕，特别担忧。精神与生活的双重打击使解缙不久便病倒了。
满腹经纶，却弄得如此狼狈，长此下去，不要说再实现“攀龙客天府”的壮志，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这时候，解缙表现出了大丈夫能伸亦能屈的一面，他收起文人的孤傲之气，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在信中他做了检讨，承认“率易轻狂，无所避忌”。董伦被这封书信打动了，于是向建文帝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即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
经此磨难，特别是他看出建文帝重用的是方孝孺、黄子澄等重臣，对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便没再自作多情，锋芒收敛了许多，这官当得也便顺当。然而，解缙并没有灰心丧气，他还年轻着哩，年轻就是资本，凭着他的小聪明，预感到政治这杯酒可能要变味了，于是他就在默默等待中期待着命运女神的再次降临。
四
机遇终于来了。靖难之役，建文帝兵败，燕王朱棣即将率师进京。解缙与同乡胡广、王艮、李贯（此三人为建文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