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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作者和理论家是以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为攻击对象的。因为它们集中了中国旧小说的一切弱点与恶习，格调低下，内容粗俗，专以揭人隐私、攻人缺陷为能手，以游戏人生、玩弄文学为主旨，迎合低级趣味的市民气息，严重阻碍了新思想的传播。这些作品，虚伪做作，从主观或道学出发，胡编乱造，把文学作为游戏。在描写手法上，它们使用的是味同嚼蜡的记帐式叙述法，归结到一点，即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因此，文学观念的更新已是势在必行。
自然主义的介绍及讨论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前面谈到，早在1920年，沈雁冰就提出要从翻译“写实派、自然派”做起。在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们看来，西欧文学发展的历史，遵循着由古典主义而浪漫主义，再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依次演变过程。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则尚处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因此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这与当时受进化论影响的思想状况相吻合。加之当时对旧小说的认识：“不论新派旧派小说，就描写方法而言，他们缺了客观的态度，就采取题材而言，他们缺了目的。这两句话光景可以包括尽了有弱点的现代小说的弱点。我觉得自然主义恰巧可以补救这两个弱点……”（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茅盾等人理解的“自然主义”并非我们目前所说的19世纪后期兴起的自然主义。它包含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两个方面，他们的指称是十分含混的。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与人生有着深刻体验和精细观察，作品描写细腻真实，饱含激情，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理想的破灭。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沦丧，揭露了金钱的罪恶。而左拉、龚古尔兄弟等人提倡的自然主义，受孔德实证主义和丹纳人种、时代、环境文学三要素的影响，提倡对事物作精细刻划，强调生物学中的遗传因素甚至病理因素的决定作用，忽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具有浓重的宿命论色彩。
当时文坛上对于自然主义介绍的攻击大体集中在我们时下所说的“自然主义”，认为它所主张的纯粹客观描写容易把人生弄成死板表现，而忽略了个人生命力的一面；它先入为主地断定人生丑恶，然后搜罗材料印证；它依据的是机械的宿命论思想，对青年可能产生毒害作用。茅盾认为，这些观点固然都不错，但是中国文学目前必须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娇枉过正，才能向前发展。而宿命论思想毕竟只是自然主义中的一种思想，与自然主义手法并非一码事，况且它也本身社会中存在的现象，并非自然主义者杜撰出来的。
茅盾认为，自然主义对中国文学可资借鉴的有两种：一是“实地观察”，“专记连续的许多动作的‘记帐式’的作法，和不合情理的描写法，只有用这种严格的客观描写法方能慢慢校正。”二是“研究社会”，只有对社会作深入研究，“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否则，恐怕没法免去内容单薄与用意浅显两个毛病。”（均见《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可见，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对欧美文学的译介是有很强针对性的。这些论点，对于问题小说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浪漫主义理论这时对中国小说也有很大影响。郁达夫是初期最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在回顾自己创作历程时，他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么样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所以我说，作家的个性，是无论如何，总须在他的作品里头保留着的。作家既然有了这一强的个性，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力的作家。修养是什么呢？就是他一自己的体验。”所以，作者的生活应与艺术连成一体，而作者的个性是断然不能丧失的。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作品自叙色彩甚浓，富于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与感伤忧郁情调。它以大量笔墨对笔下人物作了大胆的自我剖析，抒发了作品主人公对所受异族歧视与黑暗社会的苦闷、愤懑的感受，甚至流露出颓废自我的情绪。
浪漫主义小说诸家还有一种倾向，表现灵与肉的冲突。这一类题材是欧洲中世纪的传奇文学和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文学中常出现的主题。传奇文学大多表现骑士为了求得贵族小姐的爱情，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宿愿；而浪漫主义文学则集中抨击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常常以大胆的行为，针锋相对地宣传纵欲主义，其结局往往是爱情战胜一切。但是，五四时期的青年，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常常以婚姻解放，恋爱自由作为反抗旧社会的手段，他们所说的“灵与肉的冲突”也在浪漫情调之中带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周作人评论《沉沦》时就说：“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虽不满足于现实，而复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现代人的悲哀与传奇时代的不同即在于此。”鲁迅的小说《伤逝》中描写的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实际上是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黑夜沉沉如铁，苦闷、飘零的灵魂在天际旷野中游荡，看不到一丝光明与希望，心中所剩的唯有颓废与感伤。
浪漫主义小说中的这类主题还与受到弗洛依德的影响有关。周作人依据当时在我国有一定影响的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即在婴孩子时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中主动的重要分子便是他苦（Sadistil）自苦（ Masochistil）展览（ Exhibitienistil）与窥伺（Voyeuristil）的本能。”“如果这些本能得到相当的满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础，又因了升华作用而成为艺术与学问的根本；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成为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因此，周作人认为，这部小说（指《沉沦》）是天才的艺术品，并不能指斥为不道德。它与郁达夫主张的以“人类内部有一种强有力的要求”“打破环境，创造自我”相吻合，是主观激情的勃发。正如周作人所说：“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化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
可以说，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是与欧美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现代小说呈现出与旧小说迥异的风范。小说观念从游戏转为独立，小说题材从才子佳人、宫廷秘闻转向平民百姓、社会人生，小说结构从散乱封闭转向严谨开放，小说手法从机械摹仿转向客观写实与主观抒情，小说主题从仁义礼智转向个性解放……这一切，都显示出在变化频繁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从封建桎梏下解放了出来，意味着一种新的符合现代人审美心理的文学样式的诞生。而鲁迅的小说，则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契合了读者的审美心理，也是外国文学影响的最大明证，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论述，从而更明了中国五四文学革命乃至现代文学的实绩，从而了解时代精神，民族性格，并思索民族现代化与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些规律性东西。
五四时期的现代话剧，在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时，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复杂的道路。它先是以“文明新戏”的面孔出现，内容具有强烈的政治进步色彩，后来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它又向传统复归，向小市民趣味妥协，最后走向堕落与衰亡。到了五四时期，在有关旧戏存废的激烈争论之中，新文学先驱者大量介绍外国戏剧理论与剧作，排练新戏，最后终于使话剧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立足扎根。
中国话剧开始于留日学生组织的春柳社。1907年春，他们在东京改编、排演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国外名著，被人称为文明新戏。支配着早期戏剧工作者的戏剧观念是“中国要富强，必须革命；革命要靠宣传，宣传的办法一是办报，二是改良戏剧”。他们看到了观剧通俗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