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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1917—1927），欧美文学的涌入十分庞杂，催动了各种现代文学体裁的诞生，造就了鲁迅等一代文豪，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经过10年的沉淀，尤其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权的由建立到相对稳定 （虽说也是危机四伏），中国文坛也少了一些喧嚣，开始了有益的建设时期。
在30年代，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在思想、文艺等领域也极尽压制之能事，但决定新文学第二个十年（1928—1937）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和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它们在文艺思想上的斗争和创作实践上的竞争，有力地推动着30年代现代文学的发展。
自由主义作家虽然在政治观点上不尽同意马克思主义作家，但他们同样关注社会现实，描写广阔的社会历史，对民族灵魂作深度开掘，从沸腾的历史潮流中吸取战斗激情和壮丽之美。这显示着现代文学的日益成熟。
自由主义作家大多受到欧美文学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大都出身没落的封建贵族或小康家庭。这种背景使得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文学修养也比较高。在其后的文学生涯中，他们固然热烈关注现实的变迁，但更多的还注重文学自身的发展。可以说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到他们这一代才告别了初期的幼稚。他们不再粗粗地感叹生之痛苦，赤裸裸地表达革命的愿望，而是更注意文学形象的作用。他们思想自由，不大注意文学的功利性，主张文学自身的价值。他们作品更多地探讨人生诸问题，但又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为人生”派。他们把人生放在社会层面上考虑，放在哲学层面上观照。语言严谨洗炼，生动形象，结构紧凑，受到西方文化的很深影响。下面，我们以巴金、曹禺、戴望舒、李健吾等人为例，介绍欧美文学对现代小说、戏剧、诗歌和文论影响。
欧美文学与巴金的小说创作
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家，巴金的早期创作如实地表现当时的中国现实，着重批判和揭露丑恶的封建余孽，指出它们扭曲人的灵魂的罪恶，呼唤青年们起来反抗旧的一切。这与当时的进步潮流是合拍的，同时也明显地体现出西方思想和文学对他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巴金影响甚深，巴金这一笔名便取自于现代无政府主义两位最重要的理论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代表了资本主义竞争过程中破产了的小资产阶级和小私有制的利益和愿望，它否定一切国家形式，主张以最小限度的内乱，最小限度的受难者，与最小限度痛苦而达到最大最好的结果。因此，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中反对强权，主张绝对自由的精神，并与反封建、维护人权平等的思想相揉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其积极面与消极面相互依存，与当时大多数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心理颇为契合。
俄国民粹主义以其崇高的理想、道德的完善和英雄行为引起了巴金的崇敬。民粹主义者经常用壮烈的行动，来实践他们对人民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对自由的礼赞，由维护人的尊严的献身热忱以及为受苦受难的人民牺牲的真诚愿望。巴金对它的迷恋给他的创作以巨大影响，直到全国解放后还延续了一些时日。他的作品因此也闪现出人性的光辉，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常常在对人的灵魂作深刻挖掘的同时，鞭挞扭曲人性的封建制度，对小人物的命运抱有深刻的同情，悲天悯人中不乏愤怒。
对巴金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俄国文学。他推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尔志跋绥夫，把他们摆在比莎士比亚、歌德和但丁更高的位置上，在19岁时，巴金就读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对托尔斯泰的道德和社会哲学感到兴趣，尽管他对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有所摒弃，但对托尔斯泰关注道德问题十分欣赏。他赞美托尔斯泰的作品，学习如何使笔下的人物的外表、打扮和举止，同人物的精神生活相协调。巴金的作品，也关注人物精神的困苦、矛盾和怀疑，虽然远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深刻。阿尔志跋绥夫描写的黑暗时代，1905年俄国革命者所面临的道德问题，以及诸如逮捕、枪杀、流放等，与当时的中国现实非常相像，经过鲁迅等人的介绍，阿尔志跋绥夫赢得了包括巴金在内的许多青年的称赞。
屠格涅夫对巴金的创作有着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影响。屠格涅夫的散文诗
《门槛》，描写了一位即将献身革命事业的英雄少女形象。巴金大受感动，《爱情三部曲》里的李佩珠，《星》里的秋星，《灭亡》和《新生》里的李静淑和张文珠，《海底梦》里的女英雄，都是这一形象中国化的结果。小说
《海底梦》与屠格涅夫的《前夜》非常相似。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而斗争。情节上，女主人公由于结识了一位出身低微的男主人公，离开上流社会去参加革命。男主人公为反抗外来侵略努力奋斗，最后过早死亡，女主人公按男主人公的遗瞩，经过长途跋涉，把他的尸体抛进了大海。
俄国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引起了巴金的强烈共鸣。二三十年代复杂的中国现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心境狂乱，徘徊于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之间，找不到任何方向和力量。他们没有坚定的意识去反抗，同时又不甘落伍，因此对现实抱着不满的态度。精力充沛与软弱无力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成了中国的“多余人”形象。巴金要想描写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种种矛盾：理智与热情的矛盾、行动与犹豫不决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于是他借鉴了俄国文学。《灭亡》中的杜大心与《工人绥惠略夫》中的绥惠略夫很相似，《新生》中的李冷与《灰色马》中的佐治一样有着极端的自我主义，而《雾》中的周如水与吴仁民则是一个中国式的罗亭，一个多余的存在。而且，巴金笔下的多余人则象征着自由主义的悲剧：受到了西方自由教育的影响，追求良好的道德，可又不得不服从责任的召唤，不得不屈服于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孝顺和家庭团结。
巴金的早期创作虽然受到俄国文学的强烈影响，有时还带有摹仿痕迹，但他真诚地拥抱生活，用心去感受一切，他的作品与时代也是紧密相连的。他的成功，意味着一种移植的成功，一种文学接受方面值得人们学习的范例。这一点。还明显地表现在他对法国文学的接受上。
在丰饶多彩的法国文学园地中，巴金选择阅读和受到激励的主要是干预当代生活的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他和他的小说人物频繁地提到左拉和罗曼·罗兰。他也读过雨果、米拉波和纪德以及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巴金对左拉作品中高尚的激情很感兴趣，认为它反映了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暴露了许多引人注意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后来巴金在中国家族制度这类社会罪恶发生他激烈的诅咒时也使用了左拉的名言“我控诉”。他具有法国小说家的实证主义世界观，也采用了许多自然主义的描写。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两部相关联的中篇《灭亡》和《新生》，这些作品的写作都受到法国文学的启发，或者更直接的要归于左拉的影响。
巴金的《雪》表现了对不合理的社会最强烈的抗议，其主题、人物设计乃至细节描写都与左拉的《萌芽》十分相似。作品中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富裕悠闲、骄奢淫逸的管理阶层，一个是贫困卑贱、勇于反抗的工人阶层。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并最后赢得了她，也都出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细节方面，工人们的生活境况和工作条件极为相似，只不过背景不同而已。甚至连小说题名，巴金原先曾取名《萌芽》，后来才改称《雪》，取新生力量就要滋生壮大的含义。
罗曼·罗兰热情的人道主义，道德的完整性和英勇精神也吸引了巴金。巴金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时说：“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他的信仰。”“信仰给了我力量和勇气，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我也不需要它。”巴金作品中的人物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很相象：内心都充满了对理想的热情探索；他们并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他们由信仰支配着，把它看得高于一切；爱情并不是首要的，它服从于生活。当然，巴金也否定了罗曼·罗兰的反对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认为“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反叛，甚至反对直接对抗最丑恶、最残酷的政府。他以人道主义为藉口采取这种态度。
莫泊桑对巴金创作也有影响。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复仇集》一发表，就有人注意到他的叙述方式类似于莫泊桑。巴金的《爱》与莫泊桑的《模特儿》在形式和主题上非常接近。前者讲丈夫发现妻子不忠后决定杀死她，可当她孤独无助地站在他面前时，他的同情心产生了，于是带她回家，抚养她，照顾她。妻子不明真情，十分感激他；而丈夫又怜悯又厌恶她甚至再起杀心，最后她终于寿终正寝了。后者讲画家把一女模特儿收为情妇后，不久便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