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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春秋时的铜铸币，山西侯马发现的春秋末的铜铸币空首布重的约33
克，轻的仅为其重量之半①。战国时期货币普遍使用，种类增多，《管
子·地数篇》说：“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在现实
生活中黄金、铜币、粟的比价已形成一定的比例。货币的日益普遍使用
是商品交换得到发展的表现。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利润和关税、市
税在不断增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春秋末范蠡父子“侯时转物，
逐什一之利”。这说明当时商人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一。 《史记·苏
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说明战
国时的商业利润率已增至十分之二。《史记·货殖列传》说：“贪贾三
之，廉贾五之”，即贪贾经商的利润率为十分之三，廉贾经商的利润率
可以达到十分之五，可见商人经商的利润率多的可达到十分之三至十分
之五。总之，春秋战国时的商业利润是呈上升的趋势。春秋战国时期关
税、市税也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管子·幼官》载齐桓公“三会诸侯
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按此记载市税征收量
为商品的百分之二，关税为百分之一，两种税征收总量为百分之三。《管
子·大匡》载，“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关、
市税的征收都不能超过五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则关、市税征收量总
数不能超过百分之四。战国时关、市税的征收总量比 《管子》上述两处
记载有成倍增加，关于这点《孟子·滕文公下》载：“戴盈子曰：什一，
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己，何如？”这是宋
国大夫戴盈子与孟子的对话。戴盈子企图用抽商品十分之一税的办法。
再逐步去掉关、市税。这说十分之一的商品税在战国时就算比较轻了。
上述材料说明春秋战国时对所征的关、市税等商品税的增加也是当时商
业发展的表现。
战国时是民营商业大发展的时期，当时私营中小工商业者是个广泛
存在的社会阶层，同时出现了一批大商人和经营商品生产的大富豪，据
《史记·货殖列传》等有关记载，主要有下列一些：靠经商致富的有两
人，即白圭和吕不韦。白圭，周人，战国中期曾在魏国作官，经商时善
于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大富豪，被后世奉为“治生祖”。
吕不韦原为濮阳人，在邯郸经商，认为耕田能获利十倍，作珠玉买卖能
获利百倍，作立国君的生意能获利无数，遂下大本钱活动把秦公子异人
立为秦国太子，从中取得了无法计算的利润。靠冶铁起家的有四人：赵
人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埒富”；宛孔氏先人，魏人，以冶铁为
业；蜀卓氏先人，赵国人，以铁致富；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
从事煮盐业致富者一人，即猗顿，鲁人，战国初在山西临猗，以盬盐起，
“与王者埒富”。靠经营畜牧业成为巨富者一人，乌氏倮，秦人，用山
谷量牛马的多少，秦始皇时令倮比封君。开丹砂矿致富者一人，巴寡妇
清，开采丹砂数世，能“礼抗万乘”。如果与春秋时期相比，春秋时的
私人大富豪只有子贡、范蠡两人，而且这两人都是靠经商致富的。战国
时期全国性的大富豪由两人增加到了九人，除白圭、吕不韦两人靠经商
致富外，其他七人都是靠进行商品生产发家的，有的靠冶铁、有的靠制
盐、有的靠开丹砂、有的靠畜牧。战国时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人、大富
豪的出现是商业和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时期的表现。十分明显，如果
商业的发展，只是建立在小农、小手工业者进行简单商品生产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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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货源得不到保障，商业也因此得不到持续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
大工矿业主、畜牧业主，可定期提供商品货源，这有助于商业持续，稳
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批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商人出现，标志着商
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春秋战国全国各地经济联系加强，齐国出
产的盐要运销魏、赵、宋、卫诸国，郑国商人到周经商携带着熟牛皮、
牛等物资。晋国所用的木材皮革有的是从楚国输入的，《左传》襄公二
十六年载：“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从春秋到
战国各地出产的特产均可渐渐在全国交流，《管子·小匡》说商人“服
牛轺车，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
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这说明在
一个国家中就能够买到各地的“珍异”物品。《荀子·王制》说：“北
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
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纭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
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手木，山人足手鱼，
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天之所覆，
地方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按照荀子的上述论断，中国不仅国
内泽人、山人、农夫、工贾彼比的物产可以交换，并且与国外或周边的
四海所产的物品也都可以交流。
由于四海之内“通流财物粟，无有滞留，使相归移（转移输送），
无不丰足。”所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①。司马迁也说：“夫山
西饶材、竹、毂 （木名）、纑 （山中紵，可织布）、旄、玉石；山东多
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 （铅之未
炼者）、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的
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
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①司马迁所说中国
四周出产的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是不可缺少的“被服饮食
奉生送死之具”，自然这些东西都是通过商品交换而得到的。这生动说
明了当时全国各地之经济联系已经非常密切。
春秋战国时期全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是和城乡分工，城乡对立的
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按周制诸侯国的国城不能超过900丈，卿大
夫封邑中的城不能超过300丈。春秋末，诸侯国的统治者仍在人为地维
护这一规定。实际上城市的规模大为扩大。战国时城市的规模更加扩大，
《国策·赵策》载赵奢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
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城市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需要的农产品大大增加，而城市中的铸铜
业、冶铁业、制陶业、制骨业等手工业生产也制造出大量的农村需要的
手工业产品。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城乡的物资交流。《史记·货殖列传》
记载了战国时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全国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城市，这
些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也是著名的经济中心，尤其是出现了著名的商
业城市陶 （定陶）和冶铁中心宛（河南南阳）。这些城市之间的商品交
换往来日益把全国各地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这时期全国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是和交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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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交通方面邗沟与鸿沟的开凿打通了黄海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联系，对
日后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海路方面，《左传》哀公十
年 （公元前485年）吴大夫“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
《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曾命范蠡等人“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
后来范蠡又曾“与其徒属乘舟浮海以行”，到齐国经商。这都说春秋末，
中国已开拓了从南方经东海、黄海到北方的海路。在春秋时期各国之间
的陆上交通都已畅通，并且官府设立了邮传制度，邮是传送公文书信的，
传是运送行旅的。当时，路途上30里设一传舍即交通站，备有住宿的房
舍和车、马等交通工具。官府有什么公文往来、信息、紧急事务，都可
通过邮传制度传送。商旅也可通过邮传制度解决住宿和车、马等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交通的发展为全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创造了条件。
《荀子·王制》说，战国时“四海之内若一家”，各地的物资、特
产都可交流。范文澜先生说“中国国内大小市场的形成，开始于战国”。
这种经济联系的加强不仅对以后经济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也为中国的统
一创造了条件。
随着国内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有发展。印度孔雀王朝
开国功臣憍底利耶编的《政事论》提到“支那帕塔”一词，意为中国的
丝，说明公元前4世纪中国产的丝已输入次大陆。这时中国的丝输入印
度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中国到缅甸，再从缅甸由海路经孟加拉
湾至印度。另一条路是从中国经中亚至印度的西北部。中国的丝和丝织
品这时还远销埃及、西亚地中海沿岸，其交通路线也有两条，一条是输
入印度的丝，可由商人经海路转销到两河流域，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和
西亚等地。另一条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