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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弄得心烦意乱，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也就从不习惯到习惯，并为他的爱所
感动，最后还疯狂地爱上了他。不久，古斯曼终于如愿以偿，同奥古斯塔结成连理，
成为当地人们艳羡的一对佳偶。事业与爱情的丰收使古斯曼从小潜伏的自命不凡的
性格得到“发扬光大”。他深信，自己不仅是一个忠贞的情人、伟大的导师，而且
是秘鲁未来社会的当然领袖，“肩负着民族和世界革命的重任”，要解救秘鲁人民
于水火中。凭着这种幻想点燃的理想之火，1964 年，古斯曼加入了秘鲁当时最大
的左翼组织——“红旗”。凭着他丰富的理论素养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古斯曼
很快在“红旗”里崭露头角。1967 年，经过几番明争暗斗，他成为“红旗”组织
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但是，古斯曼本人对“红旗”的行动纲领并不满意，因此，登
位后立即着手改革，于1970年用“光辉道路”取代了“红旗”，他自己仍然任最高
领袖。
古斯曼对“光辉道路”情有独钟，这根源于他对秘鲁共产主义运动创始人何塞·
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崇拜。所谓“光辉道路”就是“走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
吉指引的光辉道路的共产党”的意思。它主张建立“印第安式社会主义”，在经济
上恢复古印加的自然农业生产模式，政治上建立一种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应
当说，古斯曼这些理论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极强的针对性和诱惑力的。秘
鲁是印第安人的故乡。古代，印第安人曾在此建立过印加帝国，创造过璀璨的印加
文明。但是，自1533 年起，西班牙殖民者就入侵印加古国，征服了秘鲁。秘鲁人
民为争取自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到1821 年，他们才从西班牙殖民者
手中赢得了独立。但是，独立后的秘鲁并没有走上一条康庄大道。秘鲁的政局长期
动荡不宁，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秘鲁的军人政变屡有发生。长期的动荡影响了秘
鲁经济的发展。到90 年代，秘鲁的经济已经趋于崩溃，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
外债高达200 亿美元。70％的国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
下。在秘鲁的800 万劳动人口中，有100 万人长期失业，另外的50％处于半失业状
态，而月通货膨胀率则高达30％。10 个6 岁以下的儿童中，有6 个营养不良。而
古斯曼所在的阿亚库乔山区又是秘鲁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该地区位于秘鲁中部，曾
是古印加帝国的中心，当地的居民绝大部分是印第安人的后裔，他们的耕种方式落
后，风俗习惯奇异，常常是人们打趣嘲笑的对象。到了60～70 年代，虽然现代文
明的春风也徐徐吹进了这片土地，但它对当地仍是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经
济基础撼动甚微，相反，涌进来更多的是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名目繁多的盘剥。因此，
古斯曼的这些主张极大地迎合了当地贫困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渴望摆脱歧视和剥削的
心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光辉道路”很快就在这里扎下根来，并不断发展。
古斯曼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依托阿亚库乔大学，将触须伸向了
秘鲁的各个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的各个支部和外围组织，又依托阿亚库乔山
区，在万卡韦利卡和阿普里马克等省的农村中也建立了基层组织，逐步形成了一个
由农民、大学生、工人等各个社会层次参加的严密网络。
古斯曼对成员要求极高。首先，他要求每个参加“光辉道路”的青年男女必须
一方面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一方面聚在一起探讨社会
问题，分析时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后，他才有资格加入
“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此后，再经过长期的“实践”，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各种
任务，如绑架、勒索、爆炸、暗杀、传递情报等活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能力，才
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的核心小组，成为“战士”或“斗士”。古斯曼认为，只
有这样，发展的成员才能做到思想成熟，立场坚定，为“光辉道路”献身。
按规定，核心小组的成员白天照常生活和工作，只有到了晚上才从事组织委派
的秘密活动。每个核心小组成员一般是五至九人，其中一人为组长，两人负责行动，
一人负责培训和发展成员，还有一人负责思想教育。小组与小组问单线联系，没有
任务时不相来往。小组成员一般不允许在自己居住或工作的地区活动，这一方面是
避免暴露身份，另一方面是防止他们由于亲情与家乡观念，执行任务时下不了手。
另外，组织内部的纪律也非常严明，对那些行为不检点、不服从命令的人，古斯曼
从来都是不手软的。
“光辉道路”的各级组织都要接受军事与政治双重领导，奉行“党指挥枪”的
原则，一般以政治领导人为正职，除非有大的军事活动，军事领导人才能暂时升为
正职，每个小组以上建立有不同层次的组织，最高层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常务
委员会。古斯曼本人兼军事与政治组织的双重领袖职务。
“光辉道路”的主要资金渠道是“税金”，它通过向其控制的众多农民和收购
古柯叶的毒品贩子征收“产品税”，每年可获得200 至400 万美元的高额利润。这
笔资金的管理很严，一般用于组织内部成员的生活、活动，偶尔也用作成员的司法
诉讼费，无关人员很难启动这笔巨额资金。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来看，“光辉道路”都如同古斯曼精心设计的“常
山蛇阵”，击尾头迎，打身肢动，各个环节攻防应变灵活自如，令进攻者防不胜防，
因此人们都称“光辉道路”是秘鲁社会中最有组织的一个集团。
其实，领教过“光辉道路”厉害的人都知道，古斯曼控制“光辉道路”靠的不
仅是他超一流的组织能力与手段，那令人叹为观止的蛊惑性宣传也是他的一个杀手
锏。只要你加入这个组织，就无时不在接受他那浓浓“香波”的沐浴与洗礼，他的
组织成员人手一本《沿着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光辉道路前进》的小册子，
每个人除了记住其中的基本观点外，还必须背诵出其中每一句话。这种领导艺术牢
牢地控制着成员的情感世界、思维方式，使广大的追随者成为其随心所欲的应用工
具。一旦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判断能力与思维功能，古斯曼的言论就成了至高无上的
“圣旨”，靠着这种独特的本领，古斯曼稳稳地安坐在“光辉道路”的“教皇”之
位，每日接受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他们尊称他为“贡萨洛主席”，是拉丁
美洲的“普卡·因蒂”，意为“红太阳”。这种类似宗教的“洗脑”工作可以说是
彻底的，以至一些被关进监狱里的“光辉道路”成员每天在服完类似中世纪的劳役
后，还要无休止地背诵“贡萨洛著作”。
南美最大的恐怖组织
应该说，“光辉道路”最初的宗旨是反映了印第安农民的要求的，古斯曼希望
推翻秘鲁现政权，按自己的“主义”来治理秘鲁，把秘鲁治理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
家，因此，“光辉道路”在成立后的几年间，主要的行动方针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政权。这种方针与当年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相似之处。古斯曼是否从中国革
命的实践中“学到”什么，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思想与当年流行的左派思想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一点看，“光辉道路”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恐怖组织，
古斯曼也不是生来就是一个魔头。没有他在阿亚库乔大学的哲学基础，古斯曼不会
凭空构想出他的改革社会的蓝图，没有阿亚库乔地区落后的经济基础与尖锐的阶级
矛盾，古斯曼的思想也不会找到信徒。因此，“光辉道路”最初应该是一个反政府
的游击队组织，而不是后来人人切齿痛恨的恐怖组织。
“光辉道路”最初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山区省份，这些省份经济落后，主要是印
第安农民，“光辉道路”在这里可以找到支持者。他们在这里伏击政府军，夺取武
器，袭击地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为进一步活动筹集经费，弥补因组织迅
速扩大而出现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
1980 年，秘鲁结束了长达12 年的军人统治，首次举行了自由选举。对于饱
受军阀统治的秘鲁人民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可古斯曼却错误地估计了这件事
的意义，认为自由选举是资产阶级搞的老一套，这意味着秘鲁会加速资本主义化，
对革命运动是一种危害，因此必须迎头痛击，以切断资本主义对秘鲁的渗透。“光
辉道路”的战略重心立即转移，古斯曼率领他的勇士们从乡村走向城市，宣布对秘
鲁政府全面实施“人民战争”。他们在阿亚库乔捣毁了一个投票站，以破碎的瓦砾
与燃烧的大火揭开了城市暴力活动的序幕。
1982 年3 月，古斯曼指挥200 名武装人员打开了阿亚库乔的监狱，放走了200
多名犯人。在秘鲁朝野一派喧哗声中，古斯曼代表“光辉道路”宣布，这不过是牛
刀小试，武装斗争将进入第二阶段“游击阶段”。此时的“光辉道路”，一方面利
用前几年在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贫困地区建立的根据地与地方政权组织，向政府频
频出击，攻城略地；一方面又将土地分给群众，广泛施恩于民众，向秘鲁的下层组
织渗透，使全秘鲁25％的县一级政府都受到了古斯曼的影响与控制，一些边远地区
的县政府甚至由“光辉道路”的“人民委员会”取代，秘鲁中央政府在那里根本无
法行使权力。
此外，“光辉道路”还在境外广结盟友，与德国、法国、瑞典和墨西哥等国家
的恐怖组织结成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