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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本豪写散文起步甚晚，前半生可以说只是做着文学梦。陈本豪做文学梦的时候，文学正是风光的时候。文学一旦风光，人们对文学的追求自然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而文学一旦风光，文学的门槛自然就低了下来。只要能认几个字，写清楚一件事，几乎都可以成为作家。当年一边上扫盲班一边写小说写诗的，确实大有人在。无奈陈本豪没赶上这样的“好年头”，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太重，他得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于是他也只好把文学梦继续做下去。在那个文学可以带给他许多“好处”的时代，他只是一个默默的“做梦者”。有一天，他的生活变好了，他可以在谋生的空档写写划划了，文学却不再风光了，人们对文学的要求也高了。正在这个时候，陈本豪动笔写作了，陈本豪开始把自己的梦付诸实践了。我想，能把写作和自己的情志、趣味结合在一起，原本就值得崇敬，何况在自己已不愁衣食、而文学已开始寂寞的情况下，以一种圆梦的心态捉管抒情呢？
陈本豪曾就自己的写作理想、写作现状和我长谈过多次。面对这个比我长10多岁、脸上刻着深深的岁月痕迹的“文学寻梦者”，我竟一时无言以对。我想，陈本豪没有对文学的神圣感，是不可能那么认真、那么“虚心”而又那么急切地和我谈他的生活、谈他的理想、谈他对文学的感觉的。长谈几次以后，他送来了一叠被他称为“习作”的稿子。我一篇篇读下来，我感到，陈本豪的“文学感觉”并不像他“谦虚”的那样，相反，他的散文暗含了他纯正的文学感觉和脱俗的情志和趣味。
只有表现了作者趣味与内在气质的散文方称得上好散文。而陈本豪的散文正是那种摆脱了头巾气有着作者独立个性和情趣的散文。我这才认识到，文学写作起步早起步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有没有独立的个性，有没有自己纯正的情趣。我们读陈本豪的散文，可以感受到一种旷达的胸怀和悲天悯人的仁爱的心，我们感觉到他那超越世俗功利的纯正的趣味。他曾写过一篇名为《把鲜花开进了灵魂的女人》的散文，写的是作者的一个女邻居。这个被作者称为郭大姐的邻居重手重脚，走路脚重，关门手重，说话声重，全然没有东方女子那种纤细与柔情。然而，郭大姐的柔情自有其表现方式。作者经过细心观察，不仅发现了郭大姐勤劳吃苦的美德，且发现了郭大姐的细心与真诚，更发现了郭大姐心性高洁的内在品质。而郭大姐心性高洁的内在品质源自她深藏内心的“博大的爱”。郭大姐本乃一介家庭妇女，中国文学是向来不看重家庭妇女的，即便偶有涉猎，亦多把这一抒写对象视作一种“文化符号”，启蒙作家当年就是把“家庭妇女”当作“妇女解放”这一思想符号来运用的。然一旦符号化了的对象，便成了没有诗意的对象。在《把鲜花开进了灵魂的女人》一文中，作者从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见出一个女性的坚韧与善良，并试图从这位女性平淡而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一种诗意，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独到的理解，体现了作者平实而纯正的生活态度，也体现了作者个性化的审美趣味。
陈本豪的散文写作取材甚广，有写亲情的，有写家庭生活的，也有追怀往事的，等等。我有时想，一个人的写作路数固然不能过于单一，但太繁太杂却绝不是好事。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太繁太杂的写作路数是尚未找到自己的艺术领地的表现。一篇一篇地读陈本豪的散文，确有一种路数太繁太杂的感觉，但读多了或者集中起来读，我们便可以发现，陈本豪大多从日常生活琐事写起，旨在传达自己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传达自己对庸常人生的反抗意志。他试图在庸常人生中发现生活的美，发现人与人之间单纯而清洁的爱。这种“我在”“亲在”的写作，处处体现出作者的“在场意识”，而不是代他人立言，代圣贤立言。这是作文的境界，是作者独立品格与超然趣味的体现。
作者写的是日常人生，如《母亲的乳》、《为了那一片光明》、《把鲜花开进了灵魂的女人》、《故乡的年饭》等。从这些散文里，我们见不出作者有阐发什么“大义”的诉求，但我们却感受到了作者内在的志趣，感受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沉的爱，感受到了作者“自己的声音”。能让读者感受到“自己的声音”的写作是一种成功的写作。作者试图把庸常人生诗意化，试图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寻出诗意来。诗意是贯穿在陈本豪所有散文写作过程中的精神诉求。我们如果回到陈本豪早年的文学梦，回到他对自己文学梦的忠诚，我们不难发现，追寻诗意其实是陈本豪的最本质的人生追求。在文学风光的时候，他有着无法醒来的文学梦，这个文学梦装点了他早年艰难而困顿的人生。如今他衣食无忧了，他的文学事业正成了他人生中最有诗意的部分。我总认为，把文学视作一种单纯的消遣，体现了一种人格的洒脱与心性的高洁；把文学当作一种追寻诗意的人生生存方式，则体现了一种飘逸的情怀，这种情怀甚至有些神圣。陈本豪的散文以世相人生为写作对象，但透露的却是一种诗意，他要传达给读者的却是他在世相人生中发现的美，发现的诗性的东西。王新民先生在为陈本豪的散文集《沃野》所作的序中说，陈本豪早年生活的磨难，成就了他感应生活美的智慧与心灵，他说：“作者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作者蒙受的苦难和收获的‘白眼’，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也赋予了他艺术的气质和创作的原动力。因而，他对生命价值的思索，对人类博爱精神的追求，对真善美的歌吟，也就显得更有张力，更富诗意。”他对社会、人生、命运的体验，使他面对庸常人生，有一种诗性心态。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常被言说的“重大主题”、“重大题材”之类的概念。其实题材没有重大不重大的区别，有无重大题材的说法以及题材重大与否，是政治家的言说方式。就文学创作而言，所谓的重大题材有可能被写得俗不可耐面目可憎，而在有的作家那里，苍蝇之微同样可以折射宇宙的要义。所以就写作而言，非诗性的人生并非不可以产生诗性的文章。在我看来，陈本豪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他把握了庸常人生的诗性，把世相的一点一滴写得饶有情趣，同时又渗透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以“在场”意识，赋予琐屑的生活题材以诗美。
如何把自己对生活的激情、把自己的创作激情，以平淡无痕的形式体现在自己散文的字里行间，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行的。这里的“功夫”不仅指驾驭语言的功夫，更指对人生历炼的深层次的体味与感受。我曾在一篇谈陈本豪的文章中谈到散文的“浮”与“涩”。在那篇文章里，我写有这样几句话：“所谓散文的‘浮’是指散文的‘现实感’。就我个人的阅读趣味而言，我不太喜欢读那些现实感太强的文学写作文本，因为我总偏执地认为，写作太有现实感，往往会伤害文学的审美价值。为了‘维护’文本的文学价值，需要作者在处理题材时，将现实感太强的部分作些‘遮闭’处理，使读者在透视作品的现实感时，不至于那么顺畅，使读者在透视作品的现实感时，有些‘涩’的感觉。有的作者以打通‘现实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方式，使‘现实感’的‘客观性’显出‘隔’的距离，从而获得一种‘涩’的感觉。通读陈本豪既有的写作文本，我以为他是处理好了散文的‘浮’与‘涩’的关系的。”反复阅读陈本豪的散文，我想，我当初这个判断还是有根据的。
所以以庸常生活为写作题材，同样可以写得激情昂扬富有诗情。陈本豪的文学探索便是明证。
“２００４
本刊讯：为激励中国中篇小说创作、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深入探讨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及纯文学期刊的发展之路，10月17日一10月24日，由《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发起的“2004全国中篇小说年会”在成都举行。
参加此次年会的有《当代》《十月》《中国作家》《青年文学》《钟山》《山花》《上海文学》《长江文艺》《清明》《红岩》《飞天》《红豆》《花城》《江南》《时代文学》《鸭绿江》《百花洲》《当代作家评论》《小说月报原创版》《雨花》等国内三十余家大型文学期刊的社长、主编，吴秉杰、耿占春、阎晶明、李建军、裘山山、杨少衡等作家、评论家及《文艺报》《文学报》《北京日报》《北京娱乐信报》《新京报》的总编、记者共计60余人。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王文光、四川省委宣传部文化处平处长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
年会由《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章德宁主持。她在会上宣布，《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自2004年起将每两年举办一次“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月报读者推荐奖”的评选活动。“中篇小说月报奖”由专家评选，“中篇小说月报读者推荐奖”则由广大读者直接投票评选产生。首届“中篇小说月报奖”的入围作品由“2004全国中篇小说年会”的与会人员推荐，《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将在会后组织专家评委组对入围作品进行最终评阅表决。
四川省作家协会邀请全体与会代表参观了巴金文学院。会议还组织与会人员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进行了考察访问，体验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辛，见证几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在会议致词中说，《北京文学》已经走过了近55年的历史，老舍、赵树理、杨沫、林斤澜、王蒙等著名作家都担任过《北京文学》的主编，现任主编是著名作家刘恒。《北京文学》发表过不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