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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们看见“新姑娘”仍然躺在床上，而她男人则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打毛衣。绿毛线。一根线挑在他翘起的小指上。他穿一件洗旧了的绿军衣。后来我们知道，他是个“老转”。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上班。事实上他们刚搬来不久。婚后不几天，男人去上班，“新姑娘”仍然躺在床上，只偶尔出来倒痰盂。大人们看见她，悄悄议论说，痰盂还是倒的。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画画，画的是毛主席的头像。正画到耳朵那里，忽然看见“新姑娘”匆匆地闯进来，将痰盂往我家床下一塞，接着就又跑了出去。我非常纳闷。扭头朝窗外一看，立刻明白了。来了一个男人，显然是来找她的，她嫌端着痰盂不好看。“新姑娘”和那男人笑着，不紧不慢地将他领到家去。我妈下班回来时，那痰盂还在我们家。“新姑娘”来取时，我妈脸色不大好看，说，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又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新姑娘”陪着笑脸，说我画得很像，很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不久，就出事了。是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和“新姑娘”关在屋里。“老转”突然回来了，不一会儿就听到了一些响动，像是有人在扭打，奇怪的是没人说话。屋外已静悄悄地围满了大人和小孩。有的小孩想扒窗子，被自家大人喝住了。但最后还是有一个人趴上去了，是四儿。四儿像个猴子，没人管他。他趴在窗上说，在掐脖子，在掐脖子。下面的人连忙问，在掐谁的脖子？谁掐谁的脖子？四儿一会儿说，他在掐他！他在掐他！一会儿又说，他在掐他！他在掐他！他的话没有变，变的只有语调。但人们还是感觉得出掐和被掐的变换。到这时才有几个大人说，这样子恐怕不行，掐来掐去的，怕要闹出人命来了。后来还是姚伯伯走近去，用他仅存的一只手在那门上捶了一阵。门好一会儿才开，是“新姑娘”开的门。那两个男人互相抱着，滚在床上，仍在掐来掐去。“野男人”走了好一阵，“老转”才慢慢出来。他的脖子很红，满是抓痕。有几个女人说，你当过兵，还打不过他吗？“老转”说，要不是她帮他，要不是她帮他……这一来，大家就很看不起“新姑娘”了：居然帮着野男人！想谋害亲夫啊？！同时也很看不起“老转”：你还“老转”，连个野男人都掐不死，还“老转”！更有女人说，一开头，就知道要出事，哪有男人打毛衣的，说起来还是个“老转”，这么秀气！
掐脖子事件之后，门锁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老转”一个人回来了。没什么人跟他说话。过了一阵，那门又锁上了。锁了很久，直到有了新的面孔来开门，大家这才知道“老转”已搬到别处去了。从此再没人见过他。倒是“新姑娘”有人见过，见过的人是我妈。我妈说她看见“新姑娘”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吃着东西；一个男的推着她慢慢地在街上走。那男的好像又换了，还是她先叫的我，我妈说。
有时我想，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在街上遇见她。那时，她也许是坐在一辆小车里。多半是她先看见我，她从车窗里伸出头来，说，画得很像，像毛主席他老人家！
老姚：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就是那个用一只胳膊捶门的人。掐脖子事件之后，大家都说是他用一只胳膊挽救了“老转”的生命。不过那“老转”也太不像话，居然连个谢字都没有。老姚（大人都叫他老姚）倒不计较，笑笑说，又不是什么好事，要人家谢什么？
老姚说这话时正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喝稀饭。他光着上身，不流汗。他个子大，瘦。看上去只是一副骨头架子。他的左胳膊短了一截，小臂基本没有了，只留下了二三寸，刚好弯过来，与大臂形成一个角度，将饭碗跟儿卡住。经常有人欣赏他吃饭的姿势。大概没有人问过他的胳膊是怎么断的，但肯定不是因为打仗。他没当过兵，从我们叫他姚伯伯起，他一直都在水果公司工作。他的老婆（我们叫她姚妈）经常帮着他拣水果。她在门口放两个藤筐，一个是满的，另一个空着。扒开粗糙的黄裱纸，一只一只地检视：红的、光滑的则放进那只空筐。她那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好东西都叫老大哥吃了！老大哥？老大哥是谁？有人问。老大哥都不知道？你连老大哥都不知道？！她说，我们的苹果到了苏联，苏联人就拿一个圆圈，篾的，把苹果放上去一卡：正合适的，收下；太大或太小都不要，让装上火车，再拉回来。那时就有人问，那拉回来的是不是都叫火车司机吃了？屁！她说，火车司机吃什么？不都是自己拎一个饭盒儿吗？妈也，好东西都让老大哥吃了。从前我们都以为越大越好，听了她的话才知道：不大不小，才是最好。后来，我们知道这些话其实都是老姚跟她说的，她不过是学舌。老姚说什么，她就说什么。
有一年（那时文革已开始几年了）武斗搞得很厉害，一群工人将一帮学生包围在天主堂里。四面架了枪，三天三夜学生们水米未进，饿得在顶楼上对着扩音器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老姚不知怎么弄了一篮子馒头，想悄悄送进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老姚被一些拿枪持棒的人逮住了。人说，你一只膀子还想干这事儿，难道就不怕折了另一只？老姚说，一只膀子，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别人见他还算老实，就没有打他，还让他把那一篮子馒头也拎回来了。后来大家分析了好一阵，认为是怕他在馒头里下毒。所谓送馒头说不定是个计策，就那么一只胳膊还去送馒头，这不蹊跷吗？
老姚的计划失败后，姚妈十分气恼，见人就说，也真是，一只胳膊怎么啦？拎拎馒头也不行吗？拎拎馒头也不行吗？！
老姚后来死于肺癌。老姚死后，姚妈就不怎么说话了。
黄混儿：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
黄辉，这个名字一到方言中，加上儿化音，就成了黄混儿。意思是说一个人有点混里混沌的。实际上黄辉并不“黄混”，憨厚而已。这是个极其魁梧的人，我很少见到像他那样宽的肩膀，那样厚实的胸脯。夏天他光着上身，穿条肥大的短裤，坐在门口跟人下象棋。他的棋很臭，但战斗性还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往往一下就到了后半夜，尤其输了棋，更是纠缠不休。他下棋时，架势很大，两腿分得开开的。这时，从那大荡荡的裤管处就露出了不雅。小儿们就互相挤眉弄眼，一齐叫：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那时，街上的行道树大多换成了法国梧桐。听说法国梧桐又叫二球悬铃木。大家有事无事就念着这个词，好像别有意味。二球悬铃木，二球悬铃木，二球，还悬铃木！一开始，黄混儿还不明，跟着笑，后来就有点明白了。再听人叫二球悬铃木，便赶紧把两腿往里拢一拢。但不多一会儿，就又原形毕露了。
黄混儿在食品厂上班。隔不几天就用白铁桶拎一桶“流蛋”回来。所谓“流蛋”，就是厂里便宜处理的破损鸡蛋。黄混儿利用休息时间去掉蛋壳，下班时拎着半桶流蛋晃荡晃荡地走回来。他一回来，大人们就都出来了，拿一只大碗。一大碗只要一毛钱。若是夏天，甚至只收五分钱。有时到最后不够一碗了，他就不要钱。大家经常享用便宜流蛋，黄混儿的人缘无人能比。大家都说他好，只有一样，打孩子太狠了一点。
黄混儿有个儿子叫三儿。三儿长到十四五岁了个子还那么小。有时别人跟黄混儿开玩笑，说你这么“蒯”，三儿怎么这么点儿呢？黄混儿说，那有什么办法？再好的种子，落在一块薄田里……后面的话被他吞了进去。他指的是三儿妈。三儿妈又干又瘦，一向病病歪歪的。三儿妈一听到这话就要生气。说，我原先是这样的吗？还不是叫你弄的！说什么呢？叫我弄的？黄混儿回过头来，有点生气的样子。这时，开玩笑的人就赶紧说，是啊，是啊，你还不承认呐？不是你弄的是谁弄的呢？黄混儿愣了愣，也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来，于是就不吭声了。
黄混儿打人的确很厉害。但他有一个原则，只打自家人，不打别人。打自己的，别人说不起；打别人，犯法。文革中搞武斗。有人说，你这样的块头，一个顶仨！但黄混儿从未参加过武斗，他一直在下棋。大家的确没见他打过谁，只见他打三儿。有一次，他一掌将三儿击飞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一声闷响，擂鼓一样。只见三儿从屋里凌空飞扑而出，像一个砂包似的狠狠地摔在地上，接着就哇地一声吐出了几条蛔虫。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惊心动魄的场面。从前，壕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飞起来像燕子，摔下去像砂包。说的就是这件事。
不过，有一天黄混儿终于动手打了自家以外的人。挨打的是个强盗。说起来，强盗在壕坑还是比较少见的。有时甚至到了夜不闭户的程度。白天就更不用说了，门窗都大开着，任人进出。那个夏天不知怎么就有了强盗。先后有两三家人都说晾在外面的衣服不见了。有一天夜里，我刚刚睡着，忽然被一点什么响声弄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虚掩着的窗子慢慢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接着，从窗口伸进来一根向日葵秸秆。这秸秆我是很熟悉的，一向放在窗外，每三根一组，做成支架，用来晾衣服的。那人一定是从中抽出了一根，算是就地取材，再用它来取“财”。不过，实在说，他想偷的也算不上什么“财”，只是晾在屋里铁丝上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