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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初冬的一天，民兵营长带领一群人，来扒这座坟了。他们先把石碑放倒、砸烂，然后扒坟。20多人干了一上午，才把墓墙打开。老师通知大家下午去坟上搬东西，我们赶到那里时，紫红的棺材已经露出来了，民兵营长手提一把七八斤的开山大斧，站在棺材顶上，连劈了十几下，才将棺材劈开。
当棺材顶盖被揭开时，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棺材里躺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脸皮黑干，双目深陷，张着嘴巴，黑洞洞的。民兵营长用一个粪耙子卡着那个老头的脖子，“嗨”地一声，把老头拉起来，拖出棺材，扔在地上。
这时民兵营长已累得气喘吁吁，别人又抡起大斧，将棺材彻底劈碎。老师命令我们赶快动手，同学们不敢怠慢，搬砖的搬砖，抬棺材板的抬棺材板，一路小跑，将这些东西运到指定地点。
搬坟上的东西时，大家谁也不嫌脏。潮湿的墓砖，我们都是用双手托在胸前走的，每人搬三四块。潮湿的棺材板，大的两人抬一块，小的一人扛一块，闻着它发出的怪味，既不害怕，也不恶心，一心想着多搬快跑。因为要是落下“偷懒”、“右倾”的名声，丢人就大了。
至于那具干尸，在露天里晒了两天之后，身上的衣服化成了碎片，自动脱落了，只剩下一具黑乎乎的骷髅。他的后代族人把他放进原来的墓坑里，盖了一层干草，悄悄地掩埋了。一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就这样消失了。
惊心动魄的“帮助”方式——辩论
1958年，我们那里流行一种奇特的“帮助落后人的”方式——辩论。这不是一般正常的辩论，是不折不扣的武斗，是强者对弱者肉体的摧残和人格的侮辱，其场面之残忍，令人目不忍睹。
所谓“落后人”，是说了“落后话”或发了几句牢骚的人，比如说过“干活太重”、“光吃红薯”、“大炼钢铁砍树太多”等等；或者偷吃了地里一个萝卜、一把花生，这些事如果被干部们发现，或被别人报告，这个人就是“右倾落后分子”了，就要被“辩论”、被“帮助”。
“辩论”的具体形式，我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他”。“推”之前，干部们先找骨干或勇敢分子们开小会布置，点明辩论对象，然后开大会。干部们讲了某某人的落后表现后，一声断喝：“某某某站出来！”被点名的人站到会场中央，推手们立即围了上去。辩论主持人一声令下，周围的人们就把这个“落后分子”猛推起来。被推者常常被推得东倒西歪，倒在地上，被勒令爬起来再推。在现场的人们，不论是“推手”还是被推者，都是多年的乡亲，或几十年的伙伴，甚至是本家本族的人，此时却成了仇人一般。
干部们见推得差不多了，才发话结束这场“辩论”。一般每次辩论，只推一个人，这样可以经常开辩论会，做到“常流水，不断线；反右倾，不间断”。
二是“挂箩头”。箩头是用荆条编成的筐，用以装粪运土。辩论时，在箩头里装上土或碎砖头，约20来斤，挂在被辩论者的脖子上。此方式多对已婚的女性施行，挂箩头时，可以让她站着，也可以让她同时跪在碎砖头上。
我们村有一位军人家属，丈夫当兵在部队，当时她约20多岁，一人独居。她娘家是小破落地主，她便成了地主子女。队干部想占她的便宜，她不从，队干部就说她“讲了落后话”、“干活懒”，决定开大会辩论她。给她脖子上挂箩头，还让她跪在碎砖头上。这位军人家属曾上吊自杀，幸被邻居救下。
被辩论的妇女多时，队干部就让她们互打耳光，互吐唾沫，互相骂“你不要脸”、“像坏女人”等。
三是抵架。这是一种量惨烈的辩论形式。多在公社或大队等较大场合进行。每次选出本公社或本大队两个典型的“右倾落后分子”，让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辩论”，即像牛羊那样抵架：二人相距七八步远，低头弯腰，主持人喊一声“抵”，二人即飞步向前，向对方奔去。只听“咚”的一声，两个人头撞在一起，力气小的往往倒地。但他必须立即爬起来，然后各自后退，重新再抵。直到二人中的一个实在爬不起来了，这场辩论才算告一段落。
当时我们公社有一个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老钱，30来岁，因同情“潘杨王”（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时是河南省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集团”）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选作辩论的抵架手。老钱个子不高，身体也不算强壮，却在抵架中连连取胜，几乎没有失败过。事后有朋友问老钱，为啥你总能“赢”？老钱说：“人到那个地方，已经没脸没皮了，大不了一死。你横下一条心，猛冲过去，吃亏反而会小些。”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经验”啊！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不断想过，是什么力量能够把人性中最丑恶、最阴暗的东西呼唤出来？为什么要把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野兽驱赶出来，让同类、同志、朋友、亲人之间互相残杀？也许这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李正文的奇功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张惠卿 字数：288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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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叶利钦总统委托，代表前苏联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贡献。李正文出席了这次隆重的颁奖典礼。
去年8月31日是李正文同志的百岁诞辰，他逝世已六年。作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我十分怀念他。他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和隐蔽战线的功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机智无畏、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在敌占区上海的无形战场上，屡建奇功，很多业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在建国后的动荡年代里，他却历经坎坷。
（一）
1908年8月31日，李正文出生在山东省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他从小喜爱读书，勤奋好学，1925年离家到了沈阳，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上了一年半学，1927年又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了一名大学生。
李资质聪慧，领悟力极强，从中学时代起，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他积极参与当时任沈阳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的活动，受到阎宝航的关注和信任。
进入东北大学后，李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一本宣传进步理论的刊物《现实月刊》。但该刊不久被沈阳国民党市党部查封，李本人也被通缉。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李逃亡到了北平。
1932年初，李参加了北平“左联”，不久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从这时起，李已基本上脱离了学生生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同年冬，李转到北平“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并担任执委和研究部长。“左联”、“社联”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大旗，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主张。
1933年10月，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
当时北平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蒋孝先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屡遭破坏。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社联”被迫停止活动，李正文已不能再留在北平了。
经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他决定去苏联学习。1934年8月，李到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辗转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1月了。
李正文被送到莫斯科郊区一所苏联国防部系统的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学校学习了将近两年，结业后住进了国际人员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谁知一等就是一年多。
当时苏联国内正经历着一场风暴。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本国的共产党人遭逮捕，很多人惨遭杀害，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和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同时遭殃，一批接着一批被苏联内务部逮捕审讯，然后投入监狱和劳改营。住在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一人外，都先后被捕，罪名都是“日本间谍嫌疑”。1937年11月李正文和一位叫吴先清的女同志一起被捕。
李被关进了莫斯科的鲁别克监狱。他开始以为自己的被捕完全出于误会，弄清后很快就会获释，谁知大错特错了。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粗暴，审讯者硬逼他承认是“日本阃谍”，还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吓唬他，李一再抗议申辩，他们根本不听。最后又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李定为“日本间谍嫌疑”，并被判处5年徒刑。李正文就这样成了苏联的反革命罪犯。
他在监狱里被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发配到西伯利亚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劳改营服役。这个处于苏联最北端的劳改营，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一年四季都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下。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而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李正文体弱力气小，累得半死也完不成定额，也就经常挨饿。整个劳改营是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不少人就在那里被活活折磨而死，有饿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还有冻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这个劳改营的几个中国“政治犯”，包括吴先清同志，都先后在这个劳改营里悲惨死去，李正文若不是有幸得到难友姚良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李正文这次所以能死里逃生还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