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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华大学的急转弯
毛泽东突然180度大转向的谋略，事前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和清华大学党委，都是蒙在鼓里。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可他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后2日），在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林克两次深夜来清华找蒋南翔“了解情况”，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这时北京市委大概也受到毛泽东决心反右的强大压力，来一个大转盘，大力狠抓反右。据蒋的秘书说，这时南翔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叫去市委开会，有一次他回来时还很紧张地对秘书说，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评我了，说我为什么总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指蒋还犹疑不定，未把一些学生运动出身的清华干部打成右派）。
看来，这时北京市委领导人才从一味强调整风的部署中猛转过弯来，急急忙忙紧跟毛的“阳谋”，催促蒋南翔大“挖”党内外右派，好向毛泽东交代。蒋这才于5月24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阳谋”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不过，也有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宣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对这种做法心存抗拒，认为这样故人人罪，有违党的宣传教育方针和共产党员的道德，而有所抵制，结果我被划为“右派”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清华党委“开除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决定”），事后知道，这就是说我抗拒毛泽东的“阳谋”，从而向毛泽东对清华“放得不够”的批评作出了“舍车保帅”的交代。
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就是反党呢？我想不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还是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以反右为主。一点声明是：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爱国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后也是进步的。划他们为“右派”，我保留意见。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成了我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的第二大罪状：“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是一味紧跟毛泽东的阳谋的。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后来正式拉开反右斗争大潮时，也是由市委派一位领导人来清华，在清华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宣布市委的决定（而不是事先经清华相关党支部和党委讨论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和“停止”11个党委委员和党总支干部的党籍（我也忝列其中）！其泰山压顶、突然袭击的威势，使我们猝然不防，惊诧不已！紧接着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和《北京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专题报道，“揭批”所谓以袁永熙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内反党右派集团（我也被点名陪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反击党内右派的大斗争。这样，清华就成为毛泽东和北京市委推动反右运动的“先进”样板。
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其实，要找解释，固然可以列出直接主事者的一些个人政德与私德上的缘由，但主要还应当从毛泽东的专权和翻云覆雨的权谋统治，以及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和体制的牢笼里去找。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一个小学生在１９５８年的经历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高 明 字数：289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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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
少年儿童集中营——合校
合校，就是把本公社内方圆20里左右的几个小学合并在一起。合校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
原先的小学比较分散，方圆四五里内就有一个，学生上学不超过3里，都是走读，十分方便。这些学校多是初小，每个学校有一至三个老师。
而我上的那个学校是个完小，离我家约1里地。它原来是一座寺庙，解放后，和尚们被赶走了，神像被砸掉了，改成了小学，条件虽然简陋，然而在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经营下，办得还不错。校园里有一口大井，两排柏树，七八棵梧桐树，郁郁葱葱，很有生气。尤其是十来个石碑还立在那里，下课后同学们经常站在石碑前认字，比赛谁认得多。
我在这里从初小第一册读到第八册，度过了4年美好的时光。初小毕业时是1958年6月，班主任老师让每个同学出1角钱，做面锦旗给学校留念，没有钱的同学可交3个鸡蛋凑数。锦旗做好后，我见上面写的是“向地球开战，向自然进军”，已露出了不同凡响的战斗气息。
过了暑假到学校去，老师告诉我们要合校了，我们的这所学校改作大队的养鸡场，各家各户的鸡被无偿捉来，集中饲养。饲养员和场长则由大队干部们的女家属担任。自从办了这个养鸡场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吃过一个鸡蛋。
新学校安排在距我家约5公里的村里，这个村的地主、富农比较多，因而瓦房也比较多。由于合校的需要，这个村的住户都被分散到别的村了，腾出来的房子作了学校。
新学校由5个小学组成，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搬来了，大家互不认识，各自背着自己的书包（里面除了书本外，还有一个饭碗，一双筷子）、被子、稿荐（一种用麦子秆织成的长条形垫子，睡觉当铺草用），个个衣服破旧，蓬头垢面，像一群逃荒的小难民。同学们的年龄在6岁至13岁之间，不少是兄弟、姐妹一起来的，大家的脸上挂着惊惧的神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