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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简单而普遍管用的真理，这就是无论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大人物，甚至大大的人物，还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无论做大事或做小事，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谁不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下场一定好不了。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有过大功劳的人。他利用先朝商鞅等人变法改革使秦王朝国富兵强的条件，大展宏图，统一了六国，开发了岭南（广东、广西等地），在全国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统一了交通，建立了全新高度集权的郡县政体，从而为今日之大中华奠定了基础。这个历史功劳不大吗？大得很。他因此得意得很，自信得很，自立为“始皇帝”，下决心要千秋万代把他创立的这个大秦皇朝子子孙孙传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成功也会是失败之母这条辩证法。十分遗憾，他刚死，第二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就风风火火大烧起来，马上刘邦、项羽等人也趁势造了反。秦始皇死后第三年，那个看上去强大得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就灭亡了。这么一个强大的政权，怎么说垮就垮掉了呢？原因很简单，天下事物的运动是辩证发展的。正是秦始皇的大胜利，从另一方面给他造成了大悲剧。他，认识不了自己了，也认识不了客观世界了，以为他手里有了能扫灭六国的军队，自己当然是天下最有力量，最有权威的神人了。他大权在握，觉得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也听不得，也听不到逆耳话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天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着他的命运，这就是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历史已经证明，亡秦者，秦始皇也！正是他的暴政，发动了人民群众要起来打倒他的皇朝，他正是挖坑埋葬他自己创立的大秦皇朝的第一人。一说到秦始皇的暴政，人们就要说到“焚书坑儒”。其实，在那个时代坑掉460多个儒生，实在算不了什么太大的事。开始造反的陈胜、吴广不是儒生，他们的队伍是农民造反队，是文盲队伍。
说起客观规律，因为它很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很多人不信其有，或只是嘴上讲讲，心里不信。特别是有些人功劳大了以后，权势大了以后，他们就越容易看不见，摸不着。他们和秦始皇一样，更相信权力、武力才是实实在在的，认为有了这些权力就能干成一切，就能拥有一切，甚至能改变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如果冷静下来细想想，包括中国、世界上的大事，分析其兴衰、成败，就能证明客观规律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任何个人和集团的欲望为转移的，它掌控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中国历代皇朝更替，从表面上看哪个末代皇帝手中没有权力？他们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吗？没有哪个皇帝有这个自觉性，实际上他们当时已是有“权”无力了。他们是在挣扎中灭亡的，是社会矛盾中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走向没落。客观规律有那么大的力量，它到底在哪里呢？从社会运动来说，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的人们心中。陈胜、吴广的队伍，都是小老百姓。刘邦先进咸阳，马上听取张良等人的意见，向群众约法三章，废除秦朝那一套苛政，自己不住进皇宫，因此大得人心，他聪明。项羽这个人是个二杆子，只相信自己，只相信武力，不会用人，就会乱杀人，到处显得自己了不起，他进了咸阳之后，废了刘邦向群众许诺的“约法三章”，大开杀戒，不仅把皇宫里的宝贝卷走了，还一把火把皇宫烧了。宋代诗人张耒的诗说：“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诗人说，项羽看起来很英雄，实际上活该灭亡。这就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它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10月6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权倾全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一伙人一下被抓了起来，竟没有费一枪一弹。中国从此开始走向了一场大改革。改什么？改过去执行了近三十多年的极左路线。在共产党里，“左”代表革命，“左派”是“革命派”。“右”则代表“不革命”，“右派”是“反革命派”。“极左路线”是什么？就是“极端革命”的路线。“四人帮”就是专搞“极端革命”的人。无论什么事，走向了极端，就一定走向反面，这就是客观规律。他们搞那个“革命”，从“革命对象”上来说，不仅早就革了资本家的命，后来连按共和国宪法选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其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老帅及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乡（当时叫人民公社）各级党政领导和机关、学校、医院、报社、工厂等单位（当时没有民营单位）的领导人，小到县里的电影放映队队长（当时县里还没有电视），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都随便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抄家、夺权、打倒、斗争。刘少奇等一大批上上下下的领导人被整死，没有任何人负法律责任，当时叫这是“造反有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大平反，开追悼会）。农民则被说成是“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是每日每时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就被用强制“自愿”的办法，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归了公，断了他们想依靠自己劳动发家致富的路，他们成为人民公社里无权、无自由的劳动工具。以后仍每年每月在和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这就得罪了全国最大多数的人。从那以后农民就不好好种地，弄得全国人民长期在半饥半饱中挣扎。因为农业上不去，全国农村又搞了一次“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说农业上不去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纯，里面混有坏人，有阶级敌人和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整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山西省昔阳县整死40多人，陕西省长安县整死500多人。知识分子则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即学者、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等），他们知道得太多，爱议政，爱讲民主，他们中间有55万人，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造原子弹、导弹的保了下来），押送农村劳动改造，成为阶级敌人，是没有公民权的贱民。“文革”又整得更多，整死不少。受他们株连，全国有几百万“右派分子”家属也翻不了身。这样搞，当时凡讲真话者也都倒了霉，刘少奇就是在党内会上讲了真话，彭德怀元帅也是因为在党内会上讲了真话，被打倒整死的。这就使人失去了思想自由、说真话的自由，只能讲官话、假话、空话。“三年困难”明明是“大跃进”、办人民公社造成的，公开只准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
“极左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讲不调和的斗争哲学，即两个阶级（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两种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里的革命，“文革”中达到顶峰，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革“金钱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的命，学校中要革“文革”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为它培养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师道尊严”的命，所谓“旧”，“文革”前的都是“旧”的。于是“文革”中，全国人民没戏、电影、书看了，每天只能翻来覆去看江青插手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人们烦死了。歌只能唱“革命”歌，有人情味的歌是绝对禁止唱的，只能读毛泽东著作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书。人性、人情、人道、道德都在批判之列，是“资产阶级情调”。事事、处处要讲阶级界线、路线界线。当时人们的衣服基本是三种色：蓝色、灰色、草绿色（军服），不能花，没有彩。“革命”还要搞到国外，大使馆里也造起反来，大使是当权派，成了革命对象，搞得大使没法工作。在外国贴鼓动极端“革命”的大标语，还在国内冲击外国驻华机构，搞得外国人很反感。最绝的是提出了“要革‘私’字的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要和全人类作对了。
这场革命更绝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被煽动起来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无法无天冲锋陷阵，冲机关、砸寺庙、烧文物，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幼稚的青年学生成了最后一批革命对象。老师挨批挨斗，老教材不能用，学校上不了课了。最后，统统被赶到农村、农场，去当农民或农业工人，当时叫“插队（农村生产队）落户”。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说，“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这场恐怖的，没完没了斗斗斗的“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出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叙述很多很多了，这里就不用再多说了。总之，当时搞得天下大乱，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火车无法正点，工厂无法正常生产，除了造原子弹、发射卫星、导弹，“四人帮”不能乱插手外，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各地政府、各部门都乱了、瘫痪了以后，人民生活怎么办？社会怎么运转？靠周恩来总理和解放军出来苦撑。周恩来在病中不断被不点名批判。“文革”中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如在“评法批儒”的大批判中，那个“儒”就是暗指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中名义上“周公”是指周朝的周公，实际是批周恩来这个“周公”。在“评水浒”中宋江被批为投降派驾空了晁盖，实际上批的那个宋江又是暗指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挂着一个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