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调查》说：“据统计，从文庙落成到哈尔滨解放，中外反动派在这座文庙共搞了36次祭孔活动。”“1937年春，在哈尔滨，离春丁祭孔日期尚远，日本侵略者的头目和汉奸走狗们就忙作一团。他们纠集一起，研究祭祀方案，制定祭孔注意事项，策划招引观礼者的方法，使这年祭孔的规模大大超过往年。”“然而，1937年春丁祭孔的鼓噪声还余音未息，便传来了芦沟桥头的枪炮声。”“铁的事实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狂热地尊孔，大搞祭孔活动的真实目的，就是要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而不允许中国人民有一丝一毫地反抗！林彪这个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一面假惺惺地说什么‘和为贵’，一面又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妄想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其反革命策略和方法同三十多年前的日本强盗何其相似！”
《调查报告》第三部分论述“人民革命斗争必将埋葬一切尊孔的反动派”。
整个小册子是以工农兵学员为主、在教师指导下写的。我只是倡导并极力推动这件事，帮他们联系出版社出版，并没有做什么定题、审稿等具体工作。但我觉得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至今不悔。尽管该书出版时间仓促，线条太粗，史实举证欠详，论断多于实例，文笔也还有润色的必要，但我还是给了他们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参加者一再告诉我，文科大学师生搞点社会调查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一课”。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不在于他们写的如何，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调查，知道了一件重要的历史事实：孔子思想的两面性。如果他们不进行这一调查，他们就会不知道，孔教曾经是中外反动派用来愚弄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历史，中国人民对此不可无知，更不能忘记。可以说，以后人们不大容易从这个方面来认识“文庙（孔庙）”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一点，我在这里用了一点笔墨，应不为赘述。
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在黑龙江省，并非都像我和张文鸣、栾锋、辛培林、张文达们，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到了同年夏秋，N氏们仍搞得沸沸扬扬。他们大批“三？五会议”，矛头直指省委一把手——刘光涛，认为他是黑龙江的“大儒”，必须予以打倒。所谓“三？五会议”，指的是1973年10月28日至11月1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三届五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贯彻中共十大文件精神，同时检查总结省委的工作。会上同时也批判了N氏的派性。在三？五会议上，我对于N氏的发言是实事求是并十分平和。但是，确有个别老干部的发言过于激烈，有些言词有否定文革之嫌，在N氏等看来，是一次严重的“回潮”，应予严肃揭露和批判。不过，应该说，“三？五会议”主持者坚持党性和政策，所开展对他们的批评也是和风细雨、同志式的，绝无恶意。这和1968年，潘复生利用贯彻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之机发动与会者对我的暴风雨式地批判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然而，N氏等人却抓住不放，因而，在群众中比较孤立。
长期的运动，体察民心、深悟文武之道的毛泽东，到1974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发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转述了他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发表以后，N氏等人的活动也就停止了。
1974年全省教育战线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议之后，我又全身心投入抓全省中小学的教育革命，以哈三中为联系点，以安达、佳木斯等地为范式，抓开门办学。当时我这么抓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学生不能“从学校门到学校门”；其次，我认为，高中学生毕业之后不能全部升大学，多数人应该为毕业之后劳动就业作准备。这两种想法，我多次跟三中的李泽民、张继贤等领导人反复商谈，他们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愿意把三中作为省文教办的联系点。回来后，我向省文教办一、二把手李瑞、张双城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首肯。我认为三中应该着重抓好学工、学农两个实习点。一个是道里市教育局给他们安排的一个小农场，当时这里条件较差，只有两间空荡荡的土坯房子，窗子和门洞开，学生们快支持不下去了。我到那里去过一次，李泽民和张继贤陪同我看望了那里的学生，我给当时在那里的学生鼓劲，要他们“越是困难越向前”，学“抗大”，做学工学农的榜样。事后，我又要求李、张注意具体安排好学生的生活。每次每批不要呆的时间太长。就是这样，三中学生们冒着严寒，把农场实习地一直坚持了下来。二是积极支持他们以王岗糖厂为基点，搞好学工。我到那里去过两、三次，见了糖厂领导和车间负责人，要他们热情支持教育革命。在三中本校，我当时特别注意的是生物、化学和物理教学内容的结合。为了提高学生的质量，我还建议三中搞文理综合性的教学，组织文科一条线，理科一条线。这些是我当时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教育上的一些尝试。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这些活动一一提到政治的高度，遭到了许多不适的批判。
我记得可能是1980年初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见到了李泽民。当时，我刚刚从牛棚出来不久，心情也很不好，李因为我挨了整，要他没完没了的检查他同我的关系。这一天，天色阴沉，我觉得他神情沮丧，同这天气一样难打精神。他见到我时，我感到他的眼睛忽然一亮。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像是自辩，又像是得遇知己，一下吐出了在他心中积郁已久的话：
“我看，今后城市高中就得走职高这条路了。我们的尝试大方向是对头的……”
我知道他的话，既是他的教育探索的表白，也是对我的安慰之词。但我只是对他报以会心地一笑，没有说什么就转身走开了。其实，此时我心似君心，我有许多话想同他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见我如此“谨慎”，也就摆手道别。回来后，我好不后悔，觉得自己万万不应该这么怠慢他，可能伤透了他的心。我何尝不愿意同他好好交交心，只是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看见，给李徒添烦恼。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听说李因为郁郁寡欢，就含怨离开了人世，享年不到五十岁。同他匆匆惜别，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抱愧于他。或许，他以为我不理解他，或许他感到我变了一个人。我在此记上一笔，以为对这位年轻教育家、可敬的中学校长的祭奠。如果李泽民地下有知，我是噙着眼泪写这一段的。
1974年下半年至1976年，我在中小学教育革命方面，同省教育局局长邴玉书设想了一个两步走的推动教育革命方案。第一步，先抓“开门办学”，即主要是高中学工学农，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为此，我们先后在安达、佳木斯、宝清徐马召开全省教育革命现场会。安达会议主要是校办工厂，抓学工比较好；佳木斯是学工学农抓得比较全面，全市中小学差不多校校都有校办工厂、农场；徐马小学，密切结合农村实际，积极为本村、本地培养实用人才，培养了适合农村需要的小缝纫、小木匠、小瓦工等，搏得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第二步，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的这个设想，不仅对邴玉书反复地交谈过，而且同合江地区的张海涛、薛自元这两位负责人谈过。我在徐马现场会之后，对张说：
“下一步，你的目标，我建议你抓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抓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是个新高度，即在开门办学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理论和实践全面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真正称为全面发展。希望你们佳木斯能够先走一步。我们在这里——佳木斯来个‘再会’”。
我紧紧握着张的手，然后同他拉钩说：“咱们一言为定！”
1998年，我到宝清搞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验收，问及徐马小学的现状，县委组织部领导还津津乐道那次现场会议。我问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推广徐马经验对不对？”
当时在徐马所在的公社工作的老韩，郑重其词地说：
“我看，现在看也是对的。”他笑着又说道：
“这正是农科教结合吗？！”
他一再邀请我到徐马看看。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真想去，但这次去不了。”
1975年，毛泽东总结同林彪斗争的教训，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人事安排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上，一如前述。毛泽东满怀期望，让邓小平实际成为中国的最高控制者，而事与愿违，又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再一次成为他的打击对象。我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令，紧跟毛泽东，也走了一段弯路。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会后不久，周恩来病重住入医院，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在组织上毛泽东自认为安排好以后，进一步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1975年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池恒文章《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章说：
根据列宁的思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文章还提出了“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