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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我晚间睡不实，常常从恶梦中惊醒，白天头脑发沉，昏昏噩噩，思绪杂乱，干活很难集中精力。
一天，我在C120车床上干活，因为头脑里转悠着挨整的事而走了神，不慎将车刀把卡盘刮了一道印，这是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在我身上，岂不了得？当时我十分惶恐，吓出了一身冷汗。天不坏我，这情形即刻被细心关照我的车工组组长吕树坤师傅见到了，他赶紧跑过来，边操作，边小声地安慰我说：“我理解你，没事儿。”他细心地把卡盘车了一刀，又用砂布沾了点机油将卡盘擦了擦，于是痕迹不见了。他温馨地朝我一笑，我紧张的心情，才逐渐松弛下来。
吕师傅是文革前定的六级工，技艺娴熟，动作麻利，很快将车床卡盘调整好，显得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他知我知。此时此刻，我怀着无限感激之情，对吕师傅轻声说“谢谢”，他只是回敬了我一丝微笑，就转身走了。
我对吕师傅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于言表。如果这事让厂里领导或群众，特别是捍派人知道，那我就要遇到特大麻烦了。或许有人会说：“范正美心里一定有鬼，所以神不守舍，要么怎么出这么大的事儿！”或许有人借以挑起什么事端，做点什么文章。后来我离开八一厂竟未能对他好好表示感谢，不幸的是他夫妻双双在70年代末因为干预孩子婚事而遭暗算，尸埋煤堆，极为凄惨，正值打倒四人帮后我被审查期间，又未能为他们送葬，觉得终身遗憾。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能忘记的。
1970年的一个春夜，我和玉梅刚刚躺下，只听得外面人们吵吵嚷嚷：
“四一厂（绥化的一个木材厂）着火了！四一厂着火了！”
“快，快上车！”
我急忙爬起来，衣服尚未穿好就夺门而出，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厂门口集合处。这时厂里的大卡车已经上满了人，停在厂大门口，正待命开赴四一厂救火。工人们一个个为即将赶赴现场救火而摩拳擦掌。我快步也登上了车。汽车已经发动，正准备启车。忽然，厂政治部一位中层干部X某厉声喊道：
“范正美！下车，你不要去！”
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不信任。这一定是省里部署，对我的行踪限制的那个规定定的禁规。
一天，我和刘万富议论这件事，刘师傅笑着对我说：
“这是怕你趁火打劫。你要是乱中再放把火咋办？”
我说：“这不正好抓我的现行，他们真蠢，丧失了一次抓我的现行反革命破坏罪的机会。”
“真不知道上面一些人是怎么想的。”刘师傅同我共同嘲笑了这些违背政策、违背人之常情的做法。
以后有人告诉我，这是“当时上边有布置”，要“监视”你的行动，一些社会活动不能让你参加。
还有根据上面的指示，来我家串门的人，总要在收发室遭详细盘查、对我的出入要严加掌握，则无须赘述。
这桩桩事实，使我深深地感到，政治上层人物和平民百姓，特别是与工人群众，对于寻常事物的见解和处世态度是如此格格不入：在老百姓，特别是工人群众中，感情不易流露，有时看不出什么特别热情。但在关键时刻，他们能如实地、正确的看待周围的人和事，用寻常人的、但却是真实、理智的眼光去判断、下结论，他们的感情总是朴实、自然、真实的。然而，政治上层人物，则显得是那么虚伪、做作，遇到人和事，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权利、政治荣誉、政治利害。于是他们看待人和事，总是经过有色眼镜过滤。因而，结果是，一切走了样，变了味儿。照理说，共产党人，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但应该襟怀坦白，具有寻常人的情和志，而且还应该比他们看得更远更深更客观。但是，当派性或从自己私利出发，他们便失去寻常老百姓的理智，丧失了寻常人的心肠和眼力，必然把人和事看歪了，将事情也办扭了。
人们不经过这样的实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政治和政治权力，什么叫做政治歧视，什么叫做政治迫害。真善美和假恶丑，是如此泾渭分明！正是这种环境，使受者认清世故，把握自我，理顺目标，学会生活，搏斗命运，锻炼意志，陶冶情操，显扬风骨。
我想，古代志士仁人，尚能白眼看炎凉，不为五斗米折腰，我这个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派，岂能经受不住目前的考验。所以，我一往如昨，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不受这些干扰，也不因此为自己徒增烦恼，渐渐习惯于逆境条件下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除了正常工作，帮助厂和车间做些宣传工作以外，还抓紧业余时间读书。这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读完了《史记》，选读了《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要目，补了一些历史知识。还读了老、庄以及孔子的一些著作，对中国历史、古代文化加深了认识，看问题复杂、客观的多了。
我的这段生活逆旅，在刘光涛来黑龙江省工作以后而开始转折。
刘光涛来省以后，首先推动贯彻“六厂二校”经验。绥化地区军代表、军区政委田玉和任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绥化地区积极贯彻了刘光涛的意图，首倡并认真抓了落实政策的问题，解放了大批受打击的干部和群众。于是在绥化地区、绥化县，政治空气活跃了。人们联系实际，敞开胸怀谈论我省严重的派性掌权、反右倾错误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绥化地区的一些地、县革委会的干部，以考察八一厂为名，到工厂来看我、考察我。他们了解到，我在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出现，在这里积极劳动，除干普通工人的活以外，还活跃在车间、工厂，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宣传鼓动工作，出板报、美化车间环境，在工厂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这个期间，绥化县召开党代会也邀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省里派到厂里来的整党工作队，这时也来到厂里。他们了解了关于我的大量的事迹，也为我美言并加以传扬。在他们酝酿八一厂党委领导班子时，全厂绝大多数党员极力推荐我当党委书记，工作组打报告向省里请示。
刘光涛来黑龙江省以后，省里召开重要的会议也通知我参加。自省里召开传达庐山会议关于批陈（伯达）整风之后，我基本上就又回到省革委会工作了。有关这些情况，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物极必反”，“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的先人的这些话，真是对世间政治、事物演变、迁延的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概括。潘复生1967年从北京学习班回哈以后，置总理教导于不顾，背弃诺言，撕毁协议，变本加厉地镇压炮轰派，不断大搞反右倾，打击了军干群三个一大片，又在70年征过头粮，致使全省从城市到农村，人怨沸腾，把人心搞散了，积极性搞没了，生产搞下去了，社会搞乱了，终于走向反面。对于潘复生的所作所为，全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反映到中央，最后反映到毛泽东、周恩来。于是，中央先从组织入手，接着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步骤，来解决潘复生的问题。
1971年3月16日至6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会上一再要求我作一个长篇揭发性的批评发言，但我没有这么做。应该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对潘复生整群众、整炮轰派的问题要揭要摆，然而我想了这么几点：一则这时我出来揭潘复生，从感情上，淋漓痛快，但由我自己控诉揭批，不如让别人讲，更为客观有力；二则，我出面揭批他镇压炮轰派，搞反攻倒算，难于掌握说话的分寸，特别是有些跟潘复生很紧、很近的同志，一时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有打横炮、伤及其他同志之虞；三则，既然是整风，我就应该处以公心，摒弃个人恩怨，努力从批评错误、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潘复生的要害之处，人们最恨的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思想作风，我觉得这是他走向反面的根源。而且，我还认为，耍两面派，当面说好话，背后骂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是党内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斗争的最大隐患，可怕的定时炸弹。
我在上大会发言前，曾经把我的上述顾虑和和发言内容的构想，征求过哈师院内外一些人的意见。我找了胡云飞、任万新、李阁卿、徐永江、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董学章等人，也找了绥化地区参加会议的田玉和、左明（原地委副书记、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坦诚地同他们交换了看法。我说：
“我不应该在这时候露什么锋芒，给人这么一个印象：这该是他出气的时候。如果我的发言落了这样一个恶名，我就不如不发言。”
他们对我的这些想法表示赞赏，认为我这样做，体现了一个年轻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胸襟和情怀，同时也觉得从思想方面来揭发批评，更能体现我现在所持的态度和风范，也便于使他以及党内包括我自己，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认识潘复生犯错误的教训。他们还同意我这样的观点：潘复生的致命之点，就是在党内不说真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上显得谦虚、慈悲，甚至在关键时刻，掉几滴眼泪，做鳄鱼之态，很能迷惑人、骗人。于是，董学章建议我把“鳄鱼的眼泪”作为发言的正题，副题为评潘复生同志的两面派思想作风。在会上我作了二十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