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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述发言，得到其他与会各总部负责人的一致赞同，但却遭到工大造反团负责人刘录等人的坚决反对，因而会上对两个问题发生了分歧：
一个问题是：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是否成熟。工大刘录认为，黑龙江省夺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有两条：一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潘复生，文革前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表示支持造反派，但还没有彻底亮相，还需要有一段观察和考验的时间；二是黑龙江省工人运动还没有完全起来，现在运动主要控制在大专院校造反派手里，领导者是学生造反派领袖，属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不是工人领袖。
另一个问题是：夺权的组织形式即成立什么样式的新政权。以军工造反团的代表为主，主张学上海，成立黑龙江公社。
对于这两个问题，会上讨论得很激烈。
关于潘复生亮相及夺权时机，大多数人不同意哈工大的看法。工交、农业等实业方面的总部代表首先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哈尔滨石油配件厂的刘雪峰，接着发言的是农民代表、哈市郊区总部的杨锡山，此后还有许多人发言。他们认为，潘复生在文革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立即转变立场，站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态度是好的。至于还要考验，这是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也不能说就不需要考验了。黑龙江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发展总体说很快很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由于学生运动发展的很快很好，这主要是哈军工造反团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同时也涌现了像哈师院造反团这样的先进典型。二是与潘复生的及早表态有关。所以整个形势令人鼓舞。工人造反派虽然起来较晚，但已经在各工厂企业成了多数派，局势也已经控制在造反派手里。黑龙江省的文革运动由于学生造反派冲杀得早，涌现了一大批比较成熟的学生领袖，他们经过前几个月的反复考验，证明他们是信得过的响当当的造反派头头、群众领袖。不能唯成分论。刘雪峰不慌不忙而略带讥讽地说：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过教训，当时有人强调要工人领袖领导，结果把一个理论水平很低，能力很差的工人出身的向中发推向领导岗位，使革命吃了大亏，难道我们还要重复以前的错误不成？”他略顿了顿，继续说：“我觉得，我们不要重犯以前的错误。”
持上述观点的人们还说，目前哈市工厂造反派头头，大多数也是工厂里的技术员，他们也是大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千万不能唯出身论，搞形而上学。刘雪峰并现身说法地说：
“我就是工厂夜校的教员，现在当上了石油配件厂的造反派头头，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拥护。照刘录等人这么说，我就不够格。”来自伟建厂的孙宝生急忙插话说：“我也是工厂的技术员，我们厂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基本上是工厂的技术员。照你这样说，工人不起来，我们就不能造反了。岂有此理？”
他们这些同志还强调说：黑龙江省地处反修前线，目前苏修虎视耽耽，如果尽快成立新政权，也有利于反修防修。同时，目前经济主义还很猖獗，“三军”一团一队余毒未灭，个别头头也还没有完全停止活动，如果造反派贻误战机就会造成很大的被动，后果不堪设想。在第一个问题上，我又作了一点补充。我说：
“根据列宁的说法，所谓革命时机就是反动派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我看，我省目前的形势到了这个态势。你看，黑省委、黑省政府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他们简直一天也难活下去；全省人民群众在黑省委、黑省政府这种状况下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权威，集中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意志，从而可以形成对反对派、对阶级敌人斗争的威慑力量和指挥中心。因此，如果在这样的形势下，还说时机不成熟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很有害的。革命时机的认识和把握，关系全省红色造反者和革命群众的命运，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潘复生，应该说已经亮相了。在八届十一中会上，他明确站在主席一边；在造反派最困难的几个关键之时，他敢于挺身而出，支持造反派，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毛主席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我们同意刘雪峰等同志的看法。像他这样的干部，能高姿态地检讨，就是好的。我们也觉得可以了。如果连潘复生这样的干部，我们也不敢依靠，那就只能自己孤立自己。”我本来还想说，如果空喊革命口号，不认真细细地思考形势和目前我们所处的阵线状况，不摈弃个人感情上的某些偏见，一味的斗下去，那怎么能团结大多数来壮大自己，谁还能靠近我们。但我没有说出来。
在对待省委、省政府夺权时机以及启用潘复生这两个问题上，经过上述反复讨论，特别是工农代表上述发言，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再加上工大其他人表示，刘录等人的意见，只是刘录本人的意见，并不代表哈工大，同时刘录等也没有在会上表示坚持己见。鉴于与会者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参加会议，刘录的意见既不代表大专总部，也不代表哈工大，只是大专总部中的个别院校个别人的意见，所以会议对于近日采取大联合大夺权行动便形成了决议。
革命进程的分歧，在革命敌人十分明确、斗争形势转瞬即逝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多数意向，潮流裹挟，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被淹没而潜伏下来，到了一定时期，那些顽固坚持己见的人，便又会在新的机会到来之时冒出来。而文革激发起来的年轻人所产生的政治冲动，一方面是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他们的致命性伤害，虽然只有几十天，但所产生的对党的干部诚信的动摇，给了他们深刻的烙印，惟恐再上当而挨整；另一方面，当时一批自称老造反者，继续初期的冲劲，极左推波，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在一些青年学生中成为最时髦的风尚，感情用事，不讲政策界限，追求纯又纯，革又革，只顾打拼，无视后果，更听不见解放干部、争取多数的意见。刘录等人的思想当时不通，以后又没有解决，以至于后来工大造反团分成了两派。其根源盖出于此，我将在下面第四章加以记述。
会议转到成立什么组织机构来接替旧省委、旧省政府的议题上。
在会上我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我说：
“我不同意把这个新组织立即搞成巴黎公社式的，也不同意以公社来命名。道理很简单，时机不成熟，条件也不成熟。我认为，这个组织就叫做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掌握全省党政财文大权。这是个过渡性质的组织，以后再通过直接选举的形式成立新的政权组织。这个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实行军队、干部、群众组织三方面的代表组成。由省军区和驻军的领导人、革命干部代表和联合总部的负责人三方面组成领导核心，叫做勤务组。”
“我们应该学上海，但要学的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模仿他们的具体做法。我们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发扬敢想、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认为，成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符合《十六条》的精神。《十六条》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三结合是社教中《二十三条》提出来的新事物。是对于那些需要夺权的地方所成立的一种过渡性的临时权力机构，具有革命权威。我们搞军、干、群三结合，红色造反团联合总部负责人，同省军区驻军首长和省委、省政府里的革命干部代表联合夺权，以军队为后盾，这是对《二十三条》的发展，也是学习山西、贵州等地解放军参加夺权的经验，有利于建立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革命权威。”
我的这个发言很快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认同。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创意就是这样定下来的。会议还决定于1月31日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宣告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夺取黑龙江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决定以多路广播车和海报的形式通告全省。在会上还就有关文告起草工作作了分工和安排。关于三结合的具体方案和组织结构定于29日召开的下次会议上再议。
在这次会前，我和任万新曾经商量对策，做过一次长谈。当时我们议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形势的认识——夺权的时机成熟；二是关于潘复生的评价——应该让他出来工作，同军队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三方优势结合，最具稳定性；三是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应该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不宜叫公社。我的上述发言思路和表述方法，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次谈话形成的。
我的发言，与会者如此认同，这是我俩事先未曾料到的，以为会有一场旷时持久的大论辩。事后，我和任万新感叹这是哈师院经验的巨大影响所致，“真是凯歌前进啊”，我俩不约而同地说。任万新还很有感慨地说：“看来，咱们省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由此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会进行得十分顺利的。”事情果然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