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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回来。
但是，哈师院师生可以作证：在那个时期，我保持着高度的理智，除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般之外，并没有塞进我个人的什么私货，这也是我可以告慰我的家人、告白于天下的。
第三章 弄潮峰巅
从基本道理而言，人们的知识不可能是完整的，既然不能一次全部发现真理，那么我们的一切知识就只能是试验性的，假定的东西。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某种信念的形成，一旦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那么，人们就以信念所确立的原则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
——［英］佚名哲人
维系社会有几样原则和制度，一旦这些原则和制度动摇，那么社会的动乱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毛泽东凭着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创新理论，以自己的崇高威信以及驾驭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和大智大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因其对立者始则跟随，继则压制，再而撤退，进行得很顺利，情由事出，势必利导，不得不打碎他和他的战友共同建立起来的党的系统和国家机器。不过，因为没有事先确定的设计也并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启用新的并可靠的形式来代替它们，进而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有反修防变的政治机制，而是紧紧依靠自己的理论思维和群众运动的创造性推动，带有实验和探索的特点，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1967年一月掀起的全国性的夺权运动，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特点。这时候的我，思维进入了一种亢奋又多少带有茫然的状态，前行的方向和做法，一面拼着命似地紧跟并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面也因为怕犯错误，不得不竭力在自己学过的知识体系、政治理想中寻找，凭着自己的政治良心，开始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读者将再一次地看到我的文革轨迹在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正是在这种外部情势和自我状态之下，我在文革的新的风暴中，被推进了旋涡之巅，并因此成为黑龙江省的头面人物。
在上海掀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按照当时的做法，通过“两报一刊”，发出了一道道最新指令。他指出上海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在当时强有力的舆论的推动下，全国迅速卷起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夺权的风暴，令国人激励、世界震惊。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将回忆的线索拉回到当时黑龙江省，特别是哈尔滨的境况。
同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情况大不同，黑龙江省的主要城市，基本上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城市，除了省会哈尔滨市有几十年城史以外，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等，虽然也可以推算出令人起敬的久远的历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历史大镇治的概念。这些城市总体规模不大，当时的哈尔滨市也还不到100万人口，齐、牡、佳多说，也就是二、三十万而已。不过，黑龙江省是一个资源大省，还有一支林业工人队伍、煤矿工人队伍和新兴的石油工人队伍，分布在各个林区、矿区以及大庆油区。所以，黑龙江省的文革主要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哈尔滨市。应该说，当时，哈尔滨虽然大的工商企业不少，但主要是“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中直企业和军事工业，此外还有一支庞大的铁路工人队伍，地方国营工厂工人队伍。因为管理体制的关系，这些中直企业和军事工业企业同地方联系不那么紧密，再加上传统的条条控制极严，所以，企业运动不与地方联系，加之企业运动本来就差一个节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哈尔滨市，聚集着14所大学，它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商学院、哈尔滨电工学院、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工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中医学院、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哈尔滨体育学院。其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国字号大学，特别是哈军工，高干子弟云集。哈军工在文革前鲜为人知，在市面上也很少见到它们的学员，偶尔见到的三三两两准尉军官路过，令人肃然起敬，对他们投以钦羡的目光，也未必想到他们就是哈军工的学生；而文革期间却亮开神秘的面纱，大露峥嵘，虽然没有焕发红光的肩章，俊男美女，一个个英姿勃发，经常列队出现在街头，为世人大开眼界，引以为国人的骄傲，原来哈尔滨竟藏龙卧虎，有着如此之多的精英，他们多么可敬、可爱。如前所述，文革之初，他们冲锋在前，对于哈尔滨市的学生运动起了煽风点火、示范带头的作用，使哈尔滨的学生运动起来得迅猛异常，气势磅礴，并且很快步入正轨，大大推动了整个运动，也使其运动的主流控制在学生造反派手里。1967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哈师院造反团的肯定，又进一步促使哈尔滨的文革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中心。
我在第二章里已经交待过，由哈尔滨14所大专院校造反派成立的哈尔滨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总部，一开始由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担任负责人，中央要求干部子弟退出各派群众组织之后，由哈工大陈造反负责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到1966年12月末、1967年1月初，由黑大的张连科接任，直到省里夺权。我作为哈师院造反团头头，只参加总部召开的重要会议，一般会议由我们派出的甄裴秀担任联络员，并作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总部的院校代表成员，参加日常办公会议。这个大专总部在实际上成为当时哈尔滨运动的领导者和学生运动中心。
学生运动或者说知识分子运动，从来成不了大事。他们虽然先知、先觉、先动，但毕竟只是社会文化系统，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附着部分，与支撑社会大厦的物质生产和民众物质生活无直接联系。因此，只有他们同社会大众、特别是同工农生产主力军相结合，才能动摇社会的根基，形成牵动社会全局的运动，促成社会的变革。所以，中国有句成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道理就在这里。到了1966年12月，全国经济主义大泛滥，并且出现了各种反对造反派的群众组织的的大联合。在哈尔滨，就是我在前面说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同八八团、赤卫队的社会联合。因此，客观形势要求并推动学生运动必须同工农运动相结合。应该说，在前期，各个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就我个人的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很不了解哈尔滨全局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布局，不敢到工人、农民中去，怕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妨碍大局，而承担违反《十六条》的罪名。所以周恩来认为哈尔滨的学生运动好、纯洁，恐怕与这一点不无关系。二是对当时运动的走向拿不准，怕走过了头，犯错误而身败名裂，也就是说，对于运动走向全社会，没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不过，到了这时，看到运动越来越向社会扩张，我们才意识到光有学生运动还不行，应该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搞社会大联合，才能形成社会力量，推动文革发展，巩固文革成果。
正当我们开始意识这一点的时候，《人民日报》12月26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提出了一系列令我们为之十分振奋的观点，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在工矿企业内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经过严重斗争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口口声声也讲抓革命，其实他们是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抓革命是假的，压革命是真的。这些人不是害怕搞不好生产，而是害怕群众革他们的命。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极少数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当革命群众向他们作坚决斗争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疯狂的抵抗。他们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谁要反对他们，就说谁“反党”，并且以“秋后算帐”相威协，他们还以“发展党团员”和物质刺激作为诱饵，欺骗和蒙蔽一些人，成为自己保镖。他们甚至在幕后操纵，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工人斗学生，制造事件，煽动武斗，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
党中央规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任何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不能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能因此克扣工资，开除工人，也不准因此而解雇合同工和临时工。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必须一律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威胁迫害。受到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实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在我们当时看来，这个社论的发表，是继《十六条》之后，对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阶段性总结和新的战略部署。工矿企业的运动，也从批“三家村”开始，到1966年5月份逐步开始联系单位实际，但主要还是限于如大专院校初期那样，批单位党组织树立的革命对象，那些人们可以任意刺杀的靶子。《十六条》颁布之后，企业的这些舍车马、保将帅的做法，再也无法阻挡工人的猛烈炮击，运动急转直下，锋芒直接指向单位的一、二把手，许多企业领导人急忙组织赤卫队替自己挡驾，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社论的如此鼓动之下，遭受压抑的工矿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