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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发言者说，“造反有理”具有明显的道理，是针对具体的对象说的，这就是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造错误路线的反，造错误的领导的反。共产党内部有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应该造它的反，我们不是造苏联修正主义的反了么！不要一说造反就慌张，就跳起来，就觉得不得了，就是反对共产党。你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不搞修正主义，不是他们的孝子贤孙，你那么革命、都是对的，怕什么？发言者继而陈说历史，慷慨评说古往今来的造反举义者，都是压出来的。这些话，语言犀利如刀，理义明达似水，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听起来耳顺，想起来符合逻辑，不断搏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我记得，在这次会上，我们的代表，化学系的傅占元，拿着卷筒式的提纲发言，旁征博引，语出惊人，丝丝入扣，妙语连珠；任万新拿着一张小小的白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小字，联系历史、对照十六条，逻辑缜密，语言挖苦，笑里藏刀，令人捧腹。他们俩的发言，都在二十分钟以上，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有力改变了大会的力量对比，并在人们心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大会约进行到半夜两、三点钟，对我们召开大会完全持反对态度的人的发言，显得越来越逻辑混乱，理屈词穷，有点吃不消了。于是他们改变策略，在发言中把话峰一转，提出片面强调自己管理自己，是不要党委领导；不能把群众运动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也不能群众想什么时候开会就什么时候开会，比如今天这个会就是不要党的领导，因此是错误的。
大会的风向变了。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有理的驳斥：《十六条》明确指出，目前党的各级组织，对文化大革命存在着四种情况：一是能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是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三是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他们的辫子；四是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又说，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请问，目前，我们学院运动冷冷清情，我们按着《十六条》办事，自己出面传达省委领导在工大的讲话精神，这对我校的运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要党委领导吗，省委是不是党委？台下爆发出响雷似的掌声。于是，台下有人高喊（我想这一定是我们的拉拉队）：“请院党委领导对今天的大会表态，看看院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哪一类？”台下掀起一片欢呼声，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这种效果是我们十分期望的。
这时我们得知，哈师院机关干部如临大敌，已经各就各位，进入高度战备状态，随时可以根据党委最高领导人的旨意，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但是，他们不知道，在洪水已来临之时想再垒堤防，已经来不及、也垒不起来了。所以，当我们派人去找领导时，除了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俱在。我们的代表问：
“院党委书记在哪里？”回答是冷冰冰的“不知道”。我们的人心里想，准是躲起来了，没有纠缠耽搁而另寻别的办法。
院党委主要领导人没有出面讲话，而是派一位副院长出来应付。这位副院长平时说话，底气足，调门高；此时，却显得特别紧张，举止笨拙，讲话的调子十分低沉，既不敢说今天的大会是不对的，又不想说今天的大会是革命的，语无伦次，态度暧昧，只是语不连贯地说：“这是学校部分师生召开的大会……”令我们十分愤懑。我们正义在握，我们的大会当然是革命的大会，但是，必须由学院领导亲自说出来，才能教育那些反对我们自己召开群众大会的人，才能让中间派站到我们这一边，也才能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自己的斗志。我们几个临时召集人很快碰商了一下，这时工大的两名同志也过来出主意，他们认为大会开得很好，应该派人去找省委领导人来表态，争取全胜。
我们商定，派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等人以尽快的速度去到省委机关大楼找省委领导。
当时去省委的有：杨桂宾、吴文中、韩光耀，还有军工的一个女同学，陈淑兰，可能还有我院的任国庆等，正值拂晓，大家一路跑步，到省委大院时，天已大亮，还没有上班，找不到省委领导，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忽然陈淑兰高声喊道：“看，陈雷同志来了！”陈雷是省委常委、副省长。于是，大家赶忙迎了过去，向他作了简单说明之后，邀请他对我们的这个大会表个态。他开始有所犹豫，似觉不解地说，“我去说什么？”杨桂宾等人说，只要你在大会上说一声我们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就行了。他哈哈大笑说：“这么多群众开大会，革命造反，当然是革命的。这还有什么问题，不就是这么几句话吗，走！我讲。”说着，不要车坐，跟学生们一路走，一路闲谈。
是的，根据当时党中央的精神，数以千计的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他们壮怀激烈，信誓旦旦，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应该支持才对，怎么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指手划脚呢？然而当时，有很多群众集会，要领导表态。他们就是不敢去见这样的场面，更不敢说这样的会是革命的这么几字，而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群众开的会，百般刁难，轻则批评无组织、无纪律，重则批评无政府主义，甚至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把群众激怒，使矛盾激化；或者组织另一些人开会进行反击，致使问题越来越复杂。这是后话。
就这样，陈雷径直来到我们学院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这个时候，杜若牧也出现在主席台上，迎接陈雷，同陈雷握手，随后站在一旁，显得被动和难堪。整个哈师院礼堂，门前大厅、各个道口都站满了人，比昨天晚上人更多了。
陈雷精神抖擞，毕立的站在大会讲台上，豪迈地对着麦克风，用平稳而略带激情的声调说道：“哈师院的革命群众自己召开群众大会，传达陈剑飞同志的讲话，这是革命的大会。这个大会开得好！我支持你们！”台下爆发出雷鸣般地长时间的掌声。于是，我领呼“向革命领导干部致敬！”“向革命领导干部学习！”这样两个口号之后，以胜利者特别激动的心情，登上讲台宣布大会胜利结束，又是雷鸣般地长时间地鼓掌。
我们几个怀着胜利的喜悦，昂首离开了礼堂。这时，已经是红霞满天、日高一竿了。
这时候我和杨桂宾、魏醒学等人的心情都像这早上的朝霞一样充满激情，呼吸着清晨清新的空气，感到从未有的舒畅。这是我们自7·16之后，第一次感到轻松愉快，扬眉吐气。
但是，哈师院的文革，并未因为这次大会之后情况就立即改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才知道，我们开始想得多么幼稚。
会后，我、杨桂宾、魏醒学等几个大会临时召集人决定在学院图书馆开个会，商讨一下成立组织和谁当头的问题。我们采取个别放风的办法，扬言凡是同意我们观点并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干的人都可以参加。
大概是8月10日上午，在图书馆二楼的教师阅览室开会。我们等了不一会儿大家就如约而至。来参加会的人，我记得是37人，有人回忆是12人。我没有讲多少开会词，而是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像北京、哈军工一样，成立红卫兵组织，不然的话，大家仍然是一盘散沙，不会有什么战斗力。”
杨桂宾十分激动地说：
“列宁说，工人阶级斗争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组织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说，眉头紧皱，低着头又用低沉的调子补充了一句，“我们现在一无所有。”说着把两手摊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
大家的发言也极简短，纷纷表示同意。
“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走，那么，咱们应该推选个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是我的真实表白，并不想当什么头头。”我诚恳地对大家说。
大家异口同声，一致推选我做头头，我再三推辞，大家也一再坚持。大家你一言他一言，评摆了我领头，有几大优点：一是我是党员，又是系分会主席，原来群众基础好，在系里和学院都有一定影响力；二是我是政治系学生，又是毕业班，理论水平高；三是我是调干学生，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四是通过这次会，我领头打响了第一炮，开了个好头。在会上，表现了临危不惧，遇事不慌，处惊有方的本事，能说会道，实践证明能够胜任。我见推辞不了，便说：
“我先干着，等以后再另选高贤。群众运动，大家一起干，有困难请大家帮助。”大家鼓掌同意。
就是这样，我当上了哈师院造反派的头头。当时哈军工叫做红色造反团，造反派个人自称红色造反者。一开始，有的人认为我们也应该叫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我不同意，我说，“我们成立的就是造反团。但名字暂时还是先叫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战斗队为好。因为我们只是少数人，还不能说我们就能够代表全院所有造反派。”读者可以看到，我的矛盾的性格特征在这里起了作用。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万事开头难，我们是少数派，学院还有比我们强得多的人，能不能干起来，要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