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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党内资产阶级毛泽东根据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和中国的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与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这是毛泽东思想最宝贵、最闪光的理论成果，是对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的光辉理论贡献。从执政党的内部看革命兴衰，从执政党的内部找变质的原因，不仅概括了中外历史上一切革命政权得失的历史经验，也是对中外一切王朝兴衰的历史借鉴，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外部，而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争取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关键是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要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关键要解决反映到党内来的阶级斗争，解决党内的两个司令部的问题。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它与其他政党有合作，但不是竞争关系，而是领导关系。毛泽东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毛泽东没有忘记历史：马、恩逝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普列汉诺夫由马列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毛泽东亲眼目睹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等人，推行修正主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革命大师基于实践经验的思维逻辑所显示的睿智。因此，在文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揭开了长期隐藏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随着运动的进展，毛泽东做了进一步总结，提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总是孜孜不倦地探索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建国前到建国初，从社教到文革，人们可以看到他的思维的一贯性、一致性和连续性，为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提炼和总结了宝贵的思想成果，其理论和实践意义将会日益显出光辉。
“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明确了敌人，必须明确作战方案。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在思想战线上组织革命左派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讨伐的大革命，刚一开始，而且在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者已经开始，但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刘少奇支持的《二月提纲》却要求“有领导”，要“谨慎”，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毛泽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宣布撤消《二月提纲》，认为它束缚了革命左派的手脚，通过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进而又在《十六条》提出了：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再加上大串联，开展自下而上揭发党内路线斗争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打破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好办法。在这个过程中，全国涌现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闯将，涌现了一大批革命造反派，他们冲着刘少奇制造的白色恐怖，出生入死地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成为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忠实、最坚决的参与者、支持者和捍卫者。“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不仅创造了一种冲垮刘少奇司令部的新形式，而且特别锻炼了一大批勇敢的革命闯将，受到了全面锻炼，积累了许多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将会长久地起作用。“四大”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由于党内走资派的干扰，由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青年学生和群众中，也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毛泽东凭着他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领导艺术，适时地进行疏导。正如毛泽东所说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在毛泽东的一步步指导下，逐步分清了敌我，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使整个斗争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毛泽东运用“四大”和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还有三个重要的思想，值得特别重视：乱与治的辩证关系；暴露敌人；教育群众，锻炼革命青年。首先，毛泽东要求正确认识乱与治的辩证法，以此建立文革的战略目标。1966年七月八日，他在给江青的信里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六月一日广播北京第一张大字报以后，一方面是群众起来了，另一方面是各级党委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当时的中国显得很乱。如何看待这种形势，毛泽东认为至关重要。当时，中国正处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要关头，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事情都不能与之相比。只有下最大的决心，花最大的力量，甚至不惜打破现有的秩序，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所以，乱是好事，并不是坏事。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防止“反共的右派政变”的大演习，只有文革的这种乱，才是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其次，毛泽东要求从认识论的根源上建立文革的战略策略思想。毛泽东认定，乱的根源在于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由“他们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谈到乱，只是乱了敌人。只有通过这种乱，才能充分暴露敌人。最后，毛泽东要求从教育群众和青年的途径上，认识乱的战略意义。毛泽东认为只有觉悟的人民群众起来，敢于同修正主义斗，这才是反修防修最可靠的保证。通过这场文革，对于迅速掀起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看到了这种希望。这一点毛泽东的《有所思》的七律一诗说的最分明：“凭栏静听潇湘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抓革命、促生产的经济发展机制文革是在国家经济建设不停顿的情况下进行的，如何处理文革与生产、流通、消费的问题，是摆在毛泽东目前的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以经济压革命、阻止革命，便成为反对派最有力的武器。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发展经济，推动生产力的进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进步，是根本任务，也是根本目标。但是，在社会上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党内高层某些领导遥相呼应，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斗争白热化，党和国家颜色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有远见的领导人，必须旗帜鲜明地领导人民进行坚决地斗争。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采取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共产党人应该通过文化大革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生产发展、社会进步。这场斗争，面对党内走资派、社会传统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阻力大，风险大，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不能使经济发展受影响、人民安定的生活受冲击。以后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正是始终咬住这个问题不放，在毛泽东逝世不久，终于成就了他的路线和事业。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以说，这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在解放区的实际做法，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经济发展机制，它既体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党所面临的革命与建设的两位一体的使命，将今天阶段的任务与党的长远奋斗目标紧密联系起来，又正确地体现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精神与物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创新思想，同时，也很具有可操作性，应该加以很好地总结。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矛盾，在斗争中坚持团结胜利的路线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