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驮谇宀橹校八登宄敝螅赝防窗镏摇Ｎ业耐嗤В�1978年后就离开了哈市，与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联系，大部分工作干得很不错，打倒“四人帮”之后，并且当了县以上干部或是在大、中学晋升了高级职称。他们开会到哈尔滨来，总要不避嫌地来看我，鼓励我振作精神，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校友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曾经与我观点相左，甚至是对立面的头头、骨干、成员，经过风风雨雨，经过比较，经过淘洗，他们认为我很不错；我受清查，他们给予我高度理解，从多方面关心我，希望我能经受逆境的考验。因此，我把笔墨多放在撷取与我在运动中没有或干系不大，甚至是参加对立面组织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爱的那些时间碎片上，因为这才有记述的意义。
一位是教哲学的申正教授。申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苏联专家克列的弟子。专攻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名望，很受学生敬重。文革起始被学院党委打为反动学术权威，造反团成立以后集中批走资派，他被“闲”起来，但并没有参与哪一派话动，一直潜心于学术研究，搜集整理有关中国思想史料，准备写书。申老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敢于维护学说思想、坚持学术己见。平时说话略带口吃，激动时更甚。申老师在我上学时就器重我。我被打成“三种人”之后，多次见到我，告诉我历史是螺旋式发展，要正确理解历史，也要相信历史发展；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都是不符合历史和辩证法的。认为我选择教学的路子对头，并鼓励我不要气馁，争取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他还多方努力，找政治系和学院领导，想把我调到哈师大（即原哈师院）任教，同他一道攻哲学史。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原因，未能如愿。申老师因作为母校老师不能为自己的学生安排退路而深表遗憾，并以蔡元培为镜，感到有愧于我，多次叹息而大发感慨。
一位是教党史的唐纯良教授。唐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的门生，以党史人物研究著称，撰有《李立三传》等重要专著。在文革前，他是我们的党史老师。他很喜欢我在学习中的钻研精神和独到见解，我们之间的友情很好。文革中他参加八八团，同我观点不一；两派对立，但我们个人之间并无冲突；革委会成立以后，一直对我的成长进步寄予莫大的期望。我在接受审查之后，见到我一再表示理解和接受我。他说：“逆境也是人的一种机遇，要从积极方面汲取教训，争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他还说：“文革是全党的事，我不赞成把帐算到学生、群众代表头上。这个理，现在讲不清。你应该不考虑这一点，搞你的学问。我相信你。正美！”
还有一位教我们毛著的胡之信教授。胡教授也是中国人大何干之的门生，在文革前他对我很器重，在组织我们参加学院农场劳动中，多次表扬过我，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文革开始积极响应号召，揭批党委问题冲锋在前。反复后，他当上八八团的高参，但是我们个人从没有发生过磨擦。以后又因为捍、炮观点歧义，但我们之间仍无个人成见。他后来调到黑大继续从事党史和马列经典著作教学，身患绝症，仍不离岗地忘我工作，同我经常见面。对于文革这场恶梦，无不感慨陈词。每次见面，总要问及我的情况，态度极其诚恳地勉励我继续不倦地努力。他说：“无论怎么样，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因为他身患重病，其劝勉之词尤感珍贵。
说实话，对于哈师大的许多教职工和校友，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哪一派的。清查之后，我到师大办事，遇到教职工和校友，我从来没想到派性碍事，感到人们都对我投以亲切的目光，热情过来对我问寒问暖，诉说他们对我的看法，表示对我的理解和接受。人心是一面镜子，我可以在这面明镜之前观照我的形影，并无自惭之感，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从而成为我不舍余生，要努力自奋的力量源泉。此时此刻，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张张笑脸、一幅幅同我握手叙情的画面，还有那许许多多令我感动、催我发奋的话语，在我耳际响起。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以另写一本厚厚的书，也难以尽述我的老师、同学、校友对我的关爱和我对他们的谢忱。
在隔离审查中，那种人为的樊篱，更胜于囹圄。周围人们报以会意的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暗示动作，也觉得珍贵得很。正是这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暗示，驱散了人们之间的猜疑、误会、成见和敌对。处于樊篱中的人，觉得他的乡情、友情、亲情仍在，他的所在社会、他的亲朋戚友仍在关心他、理解他、接受他。于是他凭人们的一丝笑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一个暗示找到他的感觉，想象周围并不都是隔膜、冷酷和敌视，而是政治无情、敌对无情。这样，某些怀有绝望、轻生的人，便有了继续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看到了人间还有另一面，人们在召唤、在期待、在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新方向、新空间，寻求新思维。如果说，科学家着眼于空间的一点来看待世界的一切，诗人从时间的一点来把握世界的一切，那么，处在樊篱中的人，则从人们的表情一点，审视并理解世界的一切。在牛棚里，我对清查抱有极大的反感，充满敌对情绪，而对自己充满自信，更期待理解、期待友谊、期待社会正义；渴望看到我的老师、同学、同事，以便从他们的脸上、眼神里，发见他们对自己、对眼前事变的反映，探讨自己的应感和思辨的启示。我在受审查期间，在餐桌周围，或院子里散步，甚至在批斗会前、会后，就多少次看到了原来友人、同学、同事亲切的笑意、深情的目光、寓意丰富的手势和充满暗示的关切，这些时间碎片，此刻竟是这样的清晰、强烈地闪现在眼帘，使我不得不十分仔细而重重地书写一笔，以重现我当时的感觉、当时的想法。我无法形容、也没有必要追述个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有一些细节，却是已经形成的影像制品，永远也抹不去。马风杰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风杰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下个年级的一位女生。我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就对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1963年9月新生入学时，我负责接待工作。在接待的女生之中，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深。她来自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却有一种大城市姑娘的优雅，并非十分漂亮，却因为高高的鼻梁和突出的眉骨，使一对眸子镶嵌在眼窝里，白晰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红光，焕发着西方姑娘的魅力，目光犀利、传神而富有挑战性，显得聪颖机灵、智慧四溢，樱红的薄唇，凸显秀气，乌黑的秀发经过精心地修剪，很合乎时尚，与淡雅朴素的穿着匹配，十分得体，显现肢体的曲线美，说话速度较快，声音清脆而圆润，具有品学兼优的气质，给人一种特别的凝重感，又显得灵气十足，热情洋溢，落落大方。我们在上学期间，她是班团支部书记，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委，经常地学生干部开会，使我们不断接触，更使我觉得她可近。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我已经结婚，我准会向她求爱。从与她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我的神经告诉我，她对我也怀有好感，很敬重我而愿意同我相处，在惯称同学、同志的当时，她却愿意叫我范大哥。我有过几次冲动，想向她倾吐我对她的爱慕之意，但出于我高度的政治约束，敏锐的神经自觉，提醒自己不得唐突，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文革造反以后，我在学校期间，很少同她接触，甚至在后来竟不知道她是炮轰派还是捍联总。然而，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那份激情总不能平静，常惦记着她。70年代，她在尚志卫生科当科长，我以省文教办副主任的身份去那里搞教育调研，曾经见过一面，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了。清查期间，我在隔离反省室，她去体委招待所办过几次事，总要设法见到我，或借故路过走廊，或乘我去洗手间出来的那一刹那间，或利用我在院内散步，站在篱笆外，找个篱笆疏空的一处，先轻轻咳嗽一声，报个信儿，投以亲切问候的目光，朝我颔首示意，或招招手，或设法跟我攀谈，简词向我传达我的家安信息，或发出多保重的寄语。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时被调到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副处长。
现在我们都儿女成行。但是，我总是不敢忘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所传递的那种深情目光和信息。她对我的关切，还表现在我以后从牛棚出来之后，她在工作和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我难以一一言传的。说到此，我还必须说，她的丈夫、她的同班同学李绍昌，为人好，学问也好，对我也极为友好。他总是津津乐道我的尚志之行，他们一家与我见面的那些我问候他们、抱他们孩子以及同温旧情的情景，说我永远是他们可敬可信的好同学、好同志！
分到外县市的我的学友，凡知道我的住处的，只要来哈办事或开会，就准来看我或捎个口信向我致平安之祝。这是个长长的名单，其内容虽大体相同，甚至雷同，但连起来却是一个绵长而闪光的珍珠之链。他们给我带来外地改革开放的新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表达他们对我的关怀之情和寄望之意。我不想侵占读者的时间。不过，有三个人对我的情谊是必须在这里一叙的，以窥万一。这就是刘天庆、姜振寰和郑力华。
刘天庆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同年级大班同学，全校有名的美男子。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思维活跃，颇有幽默感，不喜拘束，遇事总有独立见解，平时好发表个人看法，被系里领导和班级个别干部认为散漫、自由化。但我不这样看，我很喜欢他的个性和不同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