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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对于那些有问题的支部，《二十三条》提出了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的构想。这就是由工作组的代表、当地革命干部的代表、当地群众代表三方面组成临时领导班子，作为一种对于未来新班子的过渡，一改工作组进村、干部靠边站、工作组代行职务的做法。这种“三结合”的办法，很快解决了当地的领导问题，不影响生产。我认为，这既体现了农村广大干部都是好的的一面，又体现了新老班子的承继关系。这对于我后来参加文革，在师院、在全省后期夺权斗争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叙述。
这里我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社教中，有两方面的人给我影响难忘，对我以后的人生，特别是参加文革有着重要影响：一是我住的房东一家，王永发大爷和他的老伴，对住在他家的老郑和我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晚上我们睡在一条炕上，总要海阔天空地唠扯一大阵子，但是一到我们涉及到村子里的人和事时，两位老人就像受惊的役马一样，突然打住了。如果要深说几句，他们就会把话岔开，保持着农民特有的世故和警觉性。还有那些记不住名字的许多老农。他们对干部有意见，有一说一，从不瞎说，表现了那种对事认真对人负责的劲儿，使我永远记忆犹新，并且总是让我玩味无穷。二是我们工作队里几位来自方正县的干部，他们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郑师舜、李真，以及工作队员老宋、小李子等，他们工作的那股子负责劲，对党的政策的那股子认真劲，对社员、对同志那种热情劲，常常想起来，对自己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我觉得，我们党内的广大一般干部，他们对党中央一往情深，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心里有数，一点儿也不含糊，他们总是同群众心连心。到发表《二十三条》时，这些同志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把对前一段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此外，我还通过王永发夫妇，得知《红罗女》的故事，虽然不连贯，却激起我对它的极大兴趣，为我以后创作《红罗女》作了必要的准备。
从社教回来，我们刚完成了毕业实习，正在准备写毕业论文之时，文革的号炮震响了。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所谓“小五界”，对以吴晗《海瑞罢官》为代表的批判开始的。
这五界都是意识形态领域。毛泽东根据他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我国这五界都不满意。他批评当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他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为此，他指派江青抓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等改革。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诗人，对文艺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表现了革命理想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高度结合。同时，毛泽东十分强调文艺的阶级性、革命性，这阶级性、革命性，在毛泽东看来，就是反映什么、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944年，毛泽东在《看了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少爷小姐们统治舞台”，1951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中有关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写过这样一段话：“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1963、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批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关于教育界，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指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
毛泽东关于必须正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注意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论述有其独到之处，我至今仍认为这是他的睿智高明之处，表现了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远见卓识，不可以健忘轻心。世界历史表明，未有上层建筑的改变不影响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变更不动摇上层建筑的。毛泽东强调，对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思想方法的问题不要木然。这些在当时，我们认为一针见血，高屋建瓴，得到了我们的热烈响应，并变成了政治行动。
毛泽东从文艺界抓住对吴晗的批判，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
吴晗是我国研究明史的一位专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周扬的有关鼓动，并针对当时有关编写京剧的情况，于1959年先后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这位海瑞是一位刚毅不阿的大臣，当面敢于顶撞嘉靖皇帝，而被嘉靖皇帝罢官，此后，受到历代人们的称颂。因为《海瑞骂皇帝》一文发表于1959年6月16日，正好是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不久。其后，吴晗又应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的邀请，于1961年，被当时史学界和文艺界称作“破门而出”，写成了《海瑞罢官》的京剧本。在这种情况下，于是毛泽东把它同庐山会议，他罢彭德怀的官的事情联系起来。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认为吴晗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根据他的阶级斗争思路，首先通过意识形态造舆论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斗争哲学，凭着他特有的洞察力和政治嗅觉，还认为当时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像吴晗这样的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还认为，这些人物，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有些已被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信用，被培养为革命的接班人。应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的形式来揭露他们。
1965年11月10日，经过反复策划，并由毛泽东多次地审阅，以姚文元的名义，首先通过《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的长篇批判文章，经过半个多月，《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地主要报刊，都全文予以转载。
《评》文是这样拉开文革这台历史巨剧的帷幕的：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发表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报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