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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表态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错误，很大错误。教训是很深刻的。这一段总结，决心继续努力，总结积极教训，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人民做点好事。在总结中，认识到我犯错误有深刻的主观原因，但有许多不是自己造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想通。今天如实提出，这就是必须考虑当时的具体的历史条件。
“对于这个通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今天我还没有考虑好。现在，我考虑有这么几点：（1）不知道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有无文件？（2）说不定性，又撤职、不过组织生活，这是处分，是很重的处分。（3）说是劳动，没有时间，留党察看还有年头。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党员，劳动是义务，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作为犯错误的人，却应该说明白多长时间。今天先说到这里，过几天，等我考虑好了再报告组织。”
这些情况被反映上去之后，5月14日上午，任守义通知我，下午办里找我谈话。下午，邴瑞年、冫工英、孟新、田桂琴、任守义在文教办同我谈话。他们要我先说说自己的想法。我说：“那天已经说了，我确实犯有很大的错误、很多的错误，组织上对我怎么处理我都应该接受。我觉得组织上现在对我的处理，可以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是在努力贯彻政策的。但是我经过学习、反复考虑，从我自己来看，还是感到不那么周到，不那么慎重。我个人服从组织，保留意见。
“（1）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党内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2）现在这种处分，我有意见。暂不过组织生活，保留党籍，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党对犯错误的人的处理，有着一贯的政策，光荣传统，只是最近几年，被‘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处理人，总是使被处理的人心悦诚服。但是我最近一再深入考虑自己的问题，联系党中央有关政策，心情觉得不那么舒畅，思想上的疙瘩还解决不了。对我犯错误的认识和对自己犯错误的处理，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3）关于劳动地点，因为有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我本人有困难，二是家里有困难，两个孩子太小。关于劳动问题，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参加劳动是没什么说的，如果是作为下放劳动，等着处理、考验我，我觉得可以，但现在是一种处理，我又看不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政策规定，我还得考虑考虑，还要很好地学习。”
邴瑞年说别人也是这么处理的。我说：“别人我不了解，我只能考虑我自己，我只能根据党的政策和我自己来考虑。”
我这样说过之后，邴瑞年说：“现在正式通知你：原来的专案组已解散。你接受审查，现在需要继续接受帮助。那天谈话不冷静，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还是对自己的问题要加深认识。……你今天谈话是不对的。说省委不慎重、不周到。对你的问题有各种意见，省委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按党内处理的。所以是慎重的。今后前途怎么样，是光明的。条件是拥护华，拥护十一大路线，党内现行政策。……你提的第三条，可以向省委反映，你自己作精神准备，如有可能，可以改变。”
到1979年7月12日上午，冫工英、田桂琴通知我，根据我的意见，最后落实在东北林学院印刷厂。7月17日上午到林学院组织部报到。我请假半个月看病治病。8月1日到林学院印刷厂正式上班。
我按自己的承诺，按时到林学院印刷厂报到。第一天上班，厂党支部书记王兴亚首先找我谈话。王在1957年被定为右派，打倒“四人帮”后平反。他表示欢迎我，表面上给我一种很客气的感觉，一再讲他自己被打成右派、饱受风霜的历史，说很理解、很懂得我这时的心情，希望我放下包袱，正确对待，轻装前进。他还说：“原来准备安排你干点体力劳动，后来考虑你的情况，让你作校对。你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知道你的水平，有些教师编写的教材你可以动手帮助改一改。”于是，他对一些教师的素质和水平，发表了一番贬词，使我对他的为人，留下了某种不悦。但是，总体地说，他对我的一番表白却赢得我较好的感觉。当天晚上，回到家后，我伏案写下了自己的感慨：
自白1979年8月1日，到林学院劳动改造，一路上思绪翻涌，写下了下面的话。
今日之路不能择，昨日之事不可悔！
笑颜迈步迎头去，但看还有几回折。
犊牛胆壮同虎斗，少年志高拿星云。
投身革命信无邪，赤子红心最纯真。
举手宣誓队旗下，从此步步紧相随。
凌云入团再入党，锐气昂昂不可挡。
文革号炮震寰宇，往事是非皆重评。
常念前苏修正事，诚认如此可防修。
前人抛头何所惧，我辈岂能惜咫身！
若闻领袖一声令，油锅打滚亦甘心。
十年风雨十年艰，奸雄角力每身连，愈研愈磨情愈烈，益锤益锻心益坚。
自信革命路途阔，岂认艰难作鬼关！？
走尽人生必由路，他人做戏我观闲。
人同一切生物一样，常常做各种适应性改变。“他人做戏我观闲”，就是我今后应该适应的政治生活。
到了印刷厂，我按照要求很快进入了角色。我在老校对员王老师和小宋的指导下，学习校对知识，练习校对技巧，很快同他们交上了朋友。因为校对员的工作性质，我同厂里的印刷工人也很快熟悉了，相处的也很不错。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是我国的古训，我谨遵牢记。由于我工作努力，能够与人们友好相处，所以，我在印刷厂给人们留下了不坏的印象。我自己也感到愉快。
我觉得，做校对工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机会，它开辟了我的视野，让我进入一个崭新的林业大世界。在这里，我看到了我国比较丰富的森林资源，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开发、建设的现状，看到了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名目繁多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学习了一些有关它们的生长史、发展史，看到了绚丽多彩的园林、道桥，了解了许多生态知识，还知晓了一些木业、森工方面的宝贵资料和信息，等等，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知识面，增加了新的阅历。
我到印刷厂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作了一番“总结”，并第一次向世界宣布，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同叶的讲话一唱一和，李先念在经济工作会议上也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济工作作出了“崩溃”的评价。我想，邓小平处心积虑要否定文革，终于在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完成了夙愿。
我听着王兴亚卖力地解读这两个讲话稿，脑子里大浪翻滚，把我的思绪推向了1973年，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永不翻案”的那封信的回忆。当时，我感叹毛泽东的博大胸怀和邓小平悔过自新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我极力地追思朔源，原来曾经为之感叹的东西容易让人们失去记忆，而某些条件的再现，却会奇迹般地使那些近乎消失的记忆，重新变得异常清晰起来。邓小平是这么说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工作时，我做的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三线的基本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做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我还可以做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
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还记得华国锋上台以后，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
想到这里，听着王兴亚念念有词的一句句解读，深感这翻天的巨变，使我结束了一场噩梦。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能否经得住考验，能否越过风险，关键在于他对时局是否正确估量，头脑是否高度冷静，意志是否无比坚强，手段是否恰当，本领是否高强。说一千道一万，必须掌握斗争的火候，懂得进退的玄妙，才能保住自己，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其实，事情并非突然。信息早已公开，事变也已成熟。深深感叹自己不是搞政治那块料，永远搞不了政治。但是，既然自己已经被历史套牢，就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致。
当天在回家的通勤车上，我脑海直折腾：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料事如神，看人也是入木三分，比别人常常高一招。为什么对邓小平却反反复复。究竟是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