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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他始终隐匿不出，旁观这滔滔乱世。这样的姿态正好说明了他内心在“怎么办”这一问题面前反反复复的犹豫和彷徨。
顺治五年，他的外部环境发生激变：左良玉的部属、明朝的降将、清朝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年初突然率部叛清归明。稍后，控制着广东的降将李成栋也叛清归明。湖南的清军害怕遭受夹击，仓皇撤走，一时南方的抗清形势大好。可是南明的永历帝这时却被一个地方军阀挟持在浔州，这军阀竟敢当场殴毙朝廷的户部尚书，也敢当面大骂皇帝“忘恩负义”，而皇帝却只有“愧愤面赤”，毫无办法，连自身的行动自由也没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哪里还谈得上利用当时的大好形势谋划“匡复中原”！而清军却因此赢得时间，调集大军反攻，屠九江，围南昌，驱押南昌周围的丁壮老弱都去掘壕筑桥。酷暑施工，日仅—餐，饥、疲、病死者达十余万人。清兵又掳掠当地妇女分发各旗，淫虐而死者不计其数。清兵还将当地人口掳走，装船外运贩卖，男女老少都按斤计价出售，“扬州以上千余里，此等交易极为普遍”（《江变记略》）。致使南昌周围地区的“田禾、山木、庐舍、丘墓，为之一空”，成了人间地狱。而被围困在南昌城内的金声桓的兵将们也一样凶残暴虐，以人肉为美味，有计划有组织地杀人而食。他们预先派人在大街小巷的两端守望，用隐语互相联络，其中隐语中的男人叫“雄鸡”，女人叫“伏雌”，带刀的人叫“有翅”，结伴而行的叫“有尾”，“闻无翅无尾，即共出擒而食之”（《爝火录》），简直成了豺狼世界。
新建县就在南昌附近，八大山人应该就是这场人间惨祸的耳闻目睹者。在这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面前，大清宣扬的“天命所归”和大明宣扬的“夷夏之辨”，虽然彼此对立，却同属儒家教义，也都在实践中露出了狰狞面目，在血污火光之中显出了苍白和破绽。既然如此，“经世致用”的念头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也就无从谈起，他应当去寻找另一处精神家园，另一层生命意义了。
这一年，二十三岁的八大山人逃离新建县，来到进贤县的介冈灯社出家为僧。当他默坐在佛堂里接受剃度时，当那些“受之父母”的长发在磐钵木鱼与佛号声中纷纷剃落的那一刻，儒家理念、家国命运、世俗幸福和人间苦难等等，也都同时离他而去了。
八大山人从二十三岁削发为僧，到五十五岁焚裂袈裟回到故乡并且“慨然蓄发谋妻子”，他在佛门中耗费了三十二年时光，用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演绎了一部“削发——蓄发”的“头发的故事”。
八大山人在剃度后的最初十年确曾潜心学禅，在佛门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二十八岁时，他被当地颇有名望的颖学弘敏禅师收为入门弟子，成了禅宗曹洞宗的第三十八代传人。这一年他的师父为进贤县八景题诗，要他奉陪唱和。这种师唱徒和的方式，往往是师父测试徒弟的品性、才情和禅学根基的常用办法。留存下来的那次唱和诗中，有一首是咏“吼烟石”。这块怪石的模样虽已不得而知，但看那名字就使人产生“七窍生烟”和声若洪钟等联想。师父的诗是：“梦回孤枕鹧鸪残，春雨萧萧古木寒。往事不须重按剑，乾坤请向树头看。”诗中有往事、残梦、按剑而起的冲动和对乾坤的关注，可谓遗民气息十足。而八大山人的和诗却是：“茫茫声息足烟林，犹似闻经意未眠。我与松涛俱一处，不知身在白湖畔。”可谓物我两忘，了无人间烟火气，真是六根清净了。外部世界的杀戮、血污、卑劣和壮烈、遗民与新贵、天命和华夷之辨等等纷争，这时统统都已留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也许因为这样的唱和使师父对徒弟的才情、悟性和禅学修养等都相当满意吧，所以四年之后，八大山人三十二岁的时候，便接替师父在进贤县的介冈灯社“竖拂称宗师”，聚徒讲经了。
“灯社”即禅堂，是禅宗僧侣们教育培训的场所。这一制度由唐代百丈禅师创立，后来因时代与地域的不同虽有所演化，但基本格局大致类似。僧侣们在禅堂中过着清苦严格的生活，白天劳动，晚上进修或参省。必读书有《碧岩集》、《虚堂录》、《无门关》、《槐安国语》、《临济录》等多种。每年更有一段停止劳作、集中学习的时间，这期间每天从清晨到深夜坚持坐禅或互相提问辩诘。也可以个别“参禅”即单独向师父请教，而这种请教也是针锋相对的辩诘。住持僧即是师父，他是禅堂的精神支柱，必须是精通禅学而又经过考验的人，通常由年长的僧侣担任。禅堂生活并无固定的学习和毕业年限，有人在禅堂中学了二十年也不一定能通过考验，可是八大山人却在剃度后的第九年，以三十二岁的青年即“竖拂称宗师”了。这不仅证明了他的悟性好，也可旁证他在那些年曾多么刻苦努力地潜心学禅。
可是仅仅过了两年，三十四岁的八大山人就在答赠南昌友人的诗中，写下了“十年如水不曾疏，欲展家风事事无”这样充满失落感的文字。他的“家风”是什么？明代的诸王宗室既然都是政治阉人，他们无穷的闲暇时光如果不甘心被醇酒妇人空耗，就只有往学术技艺等方面使劲了。八大山人的祖先中曾出过不止一位知名的书画家，或“雅擅诗翰，遍交海内贤豪”，或“精于绘事，擅长山水，兼工花鸟”，所以书画翰墨应该就是他的“家风”。问题是八大山人在少年时代似乎并不怎么珍视这一“家风”，否则他完全可以像祖及父辈那样袭爵食禄，寄情诗文书画，以此怡神养性打发时光，犯不上弃爵应试去博取功名、另谋前程了。怎么在历经离乱忧患，遁入佛门十多年以后，却忽然想念这一“家风”，并有憾于未能“展”它即发扬光大它了呢？更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他写下上述答赠诗后不久，在这一年的年底或第二年初，他突然离开进贤，去奉新定居。他在进贤一帆风顺地当住持，称宗师，聚徒百余人讲经，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而且一去十八年，期间再也没有回过进贤。这样的姿态显然有点儿不寻常。
而且，和前几年不同，在三十四岁的下半年他忽然作了多幅画，题了多首诗，像是他当时的心境渴需排遣发泄似的。画意难论，且看他的一些题诗罢：“和盘托出大西瓜，眼底无端已着沙。寄语士人休浪笑，拨开荒草事丘麻”；“不是霜寒春梦断，几乎难辨墨中煤”；“吸尽西江水，他能为汝道”等等这类诗句，似乎有某种委屈、争辩、无奈、自勉等复杂情绪。看来他在人事方面遇到了麻烦和不快，所以才会出现一走十八年不再回来的事。
其实佛门并非净土，像他这样剃度不久就获得师父赏识、在僧界的地位迅速上升而又心高气傲的人，遭人妒忌和倾轧排挤那是意料中的事。再说他不是“土人”即当地人，因此决然离去便成了明智抉择。当初他剃度出家，原是为了摆脱那个血腥纷争的外部世界，寻求心灵的净土即明净的精神家园，如今面对佛门内部的纷争和倾轧，内心不免再度彷徨，只有到僧俗两界之外的艺术天地中去安顿自己的心灵和寻找精神自由了。这时，祖传的“家风”——诗文书画的创作——便对他有了全新意义。
这一年的岁末或第二年初，八大山人离开进贤，投奔奉新山区的“耕香院”。那里是他和师父共同创建的一处修禅之所，他的师父早几年已经驻于此了。
一位名叫裘琏的士子曾去“耕香院”拜访过八大山人，他在诗中描述了那里的景象：“兰若千峰外，寻幽此数过。溪声咽石细，树色抱云多。入座驯鸥鹭，临窗冷薜萝。忽闻钟磬罢，观世意如何？”请注意他说八大山人是在此“观世”，而不是在避世、遁世。换句话说，外界世事这时已重新进入八大山人的视野，重新受到他的关注了。
结交裘琏对于八大山人来说，是由“观世”进而“入世”的一个重要契机。这一年是康熙十年，他四十六岁，已经在耕香院定居十多年了。期间没有他从事佛事活动的资料，倒是留下了一些为人作画和与清朝官吏交往的记载。例如他为一个名叫吴云子的人画梅于扇面，而清廷一位道台周体观则为他的画题诗并称他为“雪公”（八大山人僧号“雪个”）。不过，这样的事例很少，也没有影响到他的生活轨迹，只可说明他的书画作品在这一时期中已开始外传，并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器重。而他和裘琏的交往就深入多了，二人不仅谈经、看画，而且讨论了八大山人离开耕香院另外“买山”结庐的事。八大山人还为裘琏的亡母书写《行略》并作跋，裘琏则赠诗作别，还邀请八大山人秋天去新昌县作客，因为他的岳父胡亦堂是清廷的新昌县令。而第二年八大山人果然去新昌，结识了胡亦堂，裘琏便劝他在新昌“买山开精舍”，因为有胡亦堂这样的“陶令”可以为他提供方便。
需要说明的是，这期间清廷对“故明宗室”的政策已大有改变。康熙四年，清廷“令明宗室改名易姓隐匿者，皆复归原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