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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的，也容易走向死胡同。他说过：“如果不把文学本身搞清楚，其他一切皆无从说起，更无从判断。”〔1〕徐亮所说的文学本身，是指文学文本。确实，文学文本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所在，但是文学又是与人的追求与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无法分开的，作者必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悖论，困难和悖论也蕴涵着挑战和机遇。从我们的阅读中可以感受到，这也是一种增长文艺学知识的有益探索。
范畴，依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就是对客观事物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归类而得出的基本概念。文艺学，又称为诗学，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自然形成了一整套范畴。作者不是去重新提出任何新范畴，而是努力质疑和探寻原有范畴，开掘出新的思想。比如，他列出了叙事学中的“事件”和“叙述”这两个概念。他发现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的全部叙事话语理论把事件当成了叙事文。他认为，其实小说是由叙述和事件两部分组成的，两者是可分离的。事件是客观的自足的，是小说和其他叙事艺术的永恒本质，这一点超越一切时代和艺术发展阶段，改变的只是叙事方式。在叙事方式上作家的创造性得以发挥。小说理论致力于研究的就是小说的叙述部分。作家的所谓创造，就是将自足的客观的事件的可能性从掩蔽状态下引导出来，加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始终处于对事件的观看和审视的状态，作者的所有作为（即引导可能性）都是对事件有所见的。
再比如，二十世纪叙事学理论的一大热点是文学话语中的空白问题。现象学理论家茵伽登和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的理论中都涉及过此问题。但是他们的理论更加侧重空白的认定和作用方面。徐亮教授认为，在本体论上，空白是不可选择的，因为叙述之所以叫做叙述，就是叙述出来一些东西，留下一些东西不叙述出来，也就是留下一些空白。但是在策略上空白又是可以选择的，也就是叙述什么空缺什么，是依据叙述者的理解而定的。在此基础上专著提出文学实践中空白策略的几种类型。他在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中，解说了这几种类型的空白是怎样挥发出艺术魅力的。他列举了托尔斯泰的《舞会之后》，“我”爱上了端庄美丽出身高贵的瓦莲卡，出席了在她家举行的舞会。这是一个极受尊敬的贵族之家，瓦莲卡的父亲庄重、潇洒、彬彬有礼、极富教养，懂得善待客人，对妻女充满情爱。舞会结束后“我”路过一个广场，看见一个军官正在对逃兵施行极残忍的夹鞭刑。他毫无表情地任凭血肉模糊的受刑人在那儿哀求，不时殴打那些手下留情的施刑人，而此人正是瓦莲卡的父亲。一个人的前后表现为什么如此迥然有别？他的道德观念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完全超出了叙述人的理解力。叙述人强调说，瓦莲卡的父亲前后两种表现都不是虚伪的、见不得人的。在施刑时他充满自信，坚定有力，毫无羞耻感。因此，“他一定知道一件我所不知道的事”，尽管“我”对此感到颤栗和厌恶，但也许“他”是对的。这样，这部小说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解释上的空白。徐亮教授对这个空白解释说：“舞会和舞会之后是两个同样真实的世界，但它显现的道德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按前一世界的感受无法接受后一世界。需要找一座桥梁以把这两个世界贯穿起来。但托尔斯泰没能找到。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读者他没能找到。这两个世界中间有一块空白，一段缄默，这块空白和缄默就是作品主题之所在……”〔2〕这种类型的空白可以称为叙述中的缄默。这是一种由不同的道德冲突引起的策略选择。“作家面临难以决断的难题，他不想因此而影响或改变故事进程，因此采用了一种微妙的的态度：留下难题，保持缄默。”〔3〕
科学研究中常常出现山穷水尽，而在人文学科中，因为研究对象恰恰是人自身，山穷水尽更是常有的现象。怎么办？转换提问题的方向是一条出路。《意义阐释》中充满了这样的研究智慧，并以这样的智慧解决了作者所要攻克的问题。比如，作者发现，在文学理解中，成见无孔不入地在起作用，那么，保证成见的合理性和它的积极作用，就是一个重大课题。可恰巧在这里，我们面临两难处境：真正积极的成见应能具有与“事实本身”相适应的内在结构和运作程序，这样方能从事实本身来理解事实，即文学作品，可事实是，当我们面对作品时已经有了事先的决定，有了成见，而由于其潜在性，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它是否受流俗之见的影响，也并不知道它是否适合具体的理解对象。只要有所作为地去理解，就必须冒这样的风险，即你的作为从它出发的地方开始就错了。看来，逻辑通道没有了，怎么办？作者看到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实践问题，或者说，早已为阅读实践所克服，那就是拿已有成见去冒险。只有这样才能同时意识到自己成见中不合理部分并从事实本身将成见清理出去。这个所谓的实践就是阅读理解活动。这样，阅读理解活动就不仅是实践，而且加入到成见和理解正确性的论证链条之中，两难处境用实践解开了，我们在此看到了转变看问题角度，从而转换问题方向寻求新突破的魅力。本书的这个特点可以被认为是属于作者的方法论的，其实不仅如此。爱因斯坦说过，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往往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那么是否可以说，这正是本书创造性的一个表现呢？我始终以为，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的魅力，不仅在它所告诉我们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结论，而且在于它的研究思路所显示的智慧，在于它所显示出来的内在逻辑性，《意义阐释》满足了我这样的阅读期待。
《意义阐释》的另一个最让我珍爱的理由是作者注重开掘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材料，重新证实一些文学的基本理论，在证实过程中显示出东西方文化的不约而同性，也显示出文学感性的魅力。比如，作者发现，虽然“冰山”的思想是海明威提出来的，但故意省略以追求“冰山”效果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春秋左传》。以鲁僖公三十三年秦师偷袭郑为例，作者仔细分析了空白的效果。他说，当我们今天读《左传》的时候，我们的惊讶远胜于初读海明威“冰山”小说时的感受。如此久远的一个历史遗迹与如此现代的叙事艺术遥相呼应，这令我们对“历史”一词生出全新的感受来。至于《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的微言大义，更是作者所列举空白中的“语言的浓缩”的典型例证。在他饱含深情的描述中，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经典准确地诠释着现代叙事理论。这个研究路数给了我们信心：中国的文学实践早已蕴藏着可生发出现代文学理论的基因。文学理论来自对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抽象，既然我们有如此的文学资源，生发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当是顺乎情理的。在这些年学术界极力推崇西方文学理论而忽略本土文学经验的倾向中，作者珍视我国自己文学传统的学术风格是极值得赞赏的。
在本部著作的下篇“作品意义阐释”中涵盖了对许多文学作品的分析和理解。这些文字生机盎然、情辞并茂。在上篇“文学意义理论”的学理基础上，收了若干篇文学评论，比如“惊人的偏执，惊人的真实”、“乡土小说的魅力”、“漂泊和归宿”、“悲壮筏子客”、“不散的云雾”等，这些文学评论能让我们对许多作家和作品有更多的了解，生动地感受文学的力量。
《意义阐释》全书的框架建立在文学本体的客观性基础之上。如前面我们所说到的，作者所立足的逻辑起点是“如果不把文学本身搞清楚，其他一切皆无从说起，更无从判断”。 显然他以为在文学内部能够搞清楚文学问题。当他确立这个逻辑起点的时候，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人的问题，包括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诚然，他研究文学意义产生的各种因素，可意义是对于人而言的意义，因此凡是涉及到人的问题的时候，就有缺口露出来。比如，谈论到叙述中空白之一种的缄默，他说：“这是一种由不同道德的冲突引起的策略选择”，〔4〕“叙述包含了道德观念”。〔5〕再比如，谈到“解读给予作品的”时，他说：“读者对作品津津有味，一方面由于作品本身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由于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世界的切身体验，一方面也出于他能够体会到这一切。”〔6〕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都涉及到人，都不得不联系到对人的认识。可见艺术本体不能仅仅依赖自己获得圆满，这是作者在文学内部无力解决的。这是徐亮教授的困境，也是他的文学理论研究新的起点。
注释：
〔1〕《意义阐释·序言》，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2〕〔3〕〔4〕〔5〕〔6〕《意义阐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105、101、101、101、139页。
法与权利何以是自然的
？ 余 红
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在悲剧《安提戈涅》中有一场著名的戏，描写了奥底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面临的一个悲剧性的冲突。剧情是：安提戈涅的兄弟互相残杀致死，克里奥国王发布命令，禁止安提戈涅为其兄弟浦雷尼克举行葬礼，因为浦雷尼克生前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安提戈涅的姐妹提醒她：“这法律是强大的，我们必须服从它。”已经下定决心要按希腊宗教仪式埋葬兄弟的安提戈涅，对姐妹的回答是：“看起来，你一点也不在乎神的法律，很显然，神的法律对你毫无意义。”〔1〕
法是权威者的命令，还是“神”的命令？正当权利（right）是权力赋予的，还是自然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