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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旧中国却确实难有其二。最值一提的是，辜鸿铭以典雅的英文，翻译述评中国文化的精华。辜鸿铭穷毕生之力翻译中国经典，不仅因为他返国后完全归服于传统儒家，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经典没有好的译本，那些所谓西方汉学家的译作大多不堪卒读，结果使欧洲一些学者认为孔子可能只是一个好吹牛、平凡、陈腐的三家村老学究。辜鸿铭决心把中国文化这块西洋人不肯啃、也啃不动的骨头拾起来，教化西洋人。在翻译中，他积极为那些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着想，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儒家经义，乃别出心裁地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其中的有关经文，并借此表达他对儒家经义的理解。比如在其英文译作《论语》的主标题下，他特地注明：这是“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如此“特别翻译”，既需汉学功底，更需深厚的西学造诣，方能到“信达雅”的地步。在这让人望而却步的难点上，辜鸿铭如呼延灼使鞭、公孙大娘舞剑一样，稔熟而顺手地完成了这项在儒经注释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欧洲大陆的读者和学者，因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据称，此后辜鸿铭每翻译一部中国典籍，一脱稿，列国争相传译。
对辜鸿铭翻译儒家“四书”中的三部，林语堂认为这是极为了不起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言“辜鸿铭的翻译是真正的天启”，“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作性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哲学的注入”。林语堂甚至“为他没有翻译更多的儒家经典而感到遗憾”。林语堂后半生以英文写作为主，积极向西方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的事业，不能不说是受了辜鸿铭的影响和启发。
辜鸿铭的国学是留欧回来改弦更张后自修补习的，时年已而立。张之洞幕中多翰林、进士，辜鸿铭遍请这些老先生们教习汉学，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千篇一律：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圣传。幸有总督大儒张之洞收下他这个门徒，亲炙中国文化。辜鸿铭在他的引导下，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钻研六经子史（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因此所识汉字比一般人还多），并爽然道：“道固在是，无待旁求。”由于辜鸿铭好辩善骂，词锋尖刻，往往使人难堪，那些衔恨他的人，故意选择经书中难懂的词句，拿来质询他，令初涉汉学的辜鸿铭瞠目结舌，满脸通红，久久不能措一辞。一代鸿儒沈曾植还当众羞辱他：你说的话我都懂，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经此种种刺激后，辜鸿铭更是发愤用功，自号“汉滨读易者”，沉酣寝馈于中国典籍。凭他那副绝顶聪明的文学天才，博览群集，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十数年后他公然向沈曾植挑战：请教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我不懂？
与严复、林纾不同，辜鸿铭不愿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惟一的例外，是二十世纪初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英译汉的小册子《痴汉骑马歌》。该诗是英国诗人William Cowper的一首叙事长诗，共六十三段，描述了布贩子出游的趣事，全诗诙谐生动。辜鸿铭用五古体译过来，效果极佳。著名近代翻译家伍光建对此译极为佩服，说：“辜氏用五古体译此诗，把诗人的风趣和诗中主角布贩子的天真烂漫，特别是他那股痴呆味儿都译出来了，读来十分亲切。”吴宓认为辜氏此译“为吾国人介绍西洋诗歌之始”。苏曼殊一向自视甚高，对翻译大家严复、林纾颇不以为然，却惟独对辜鸿铭的译才另眼相看，他说：“甚矣译事之难也。前见辜氏《痴汉骑马歌》，可谓辞气相副。”著名学者王森然认为：“即在中国古诗中，亦属少见。”
虽然辜鸿铭出版的汉文著作仅有《张文襄幕府纪闻》、《读易草堂文集》等几种，但国学大师罗振玉却还是给他戴上了“醇儒”之桂冠，并言：“君之文为天下之至文，沉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等类齐观者也。”1910年，辜鸿铭还获得了清廷给予的一项荣誉，即以其“游学专门列入一等”，赏给文科进士。
曾帮助张之洞管理过学堂诸事、后出使英、法、日、比、意等国的外交家钱恂，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辜鸿铭“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又太不知教学生法，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钱恂与辜鸿铭有过节，此说自然要打折扣。但据在北大曾做过辜鸿铭三年学生的罗家伦说：“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无论怎么说，相比于西学，辜鸿铭的国学功底确实差了些。
关于辜鸿铭的国学，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博士有段颇见心得的看法：“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徜徉于西学和国学的大海里，辜鸿铭的平生主张及学说大旨，具见于《春秋大义》及英译《中庸》。在辜鸿铭的文化思想中，最基本之点，即可作为他的文化思想逻辑核心的，是对“civilization”（文明）的理解。这也是他坚执儒家文明的思想底蕴。
辜鸿铭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在思想上对西洋物质文明有所批判，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是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国文明的优点，用以补救。在欧战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境中拯救出来。在1915年出版的《春秋大义》里，他如是偏执地告诉世人：
要估评一个文明，在我看来，我们最终必须问的问题不是它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是它制造了和能够制造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性类型，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正是一个文明所造就的男男女女、人性类型，显示了该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可以说显示了该文明的灵魂。
当然，在辜鸿铭的学说里，世界上只有“中国文明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文明”，他的文化观念上的褊狭由此可见。他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点是深沉、博大、纯朴、灵敏，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但不纯朴，因此都难以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相对来说，只有法国人还差强人意。
作为学者，辜鸿铭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他所行虽不羁，但交友真诚，每以进德修业相勉。还在北大时，他深叹学生徒以语言文学为装饰，绝非真心向学为可惜。在《留学生与文学革命——读写能力与教育》一文中，他对那些初回国的欧美留学生欲将世界古老文化在一夜之间摧毁破坏深表忧虑。
辜鸿铭这种关怀和担忧，由人文推及政教，他认为：“将来科学愈进步，世界战争也愈激烈，要消弭这种灾祸，非推行中国礼教不可。”诸如此类思想见解，固有新颖可取处，但有时也怪论百出。由于过分钟情于中国文化，一味排弃西方文明，使得辜鸿铭的思想学说显得肤浅而空疏，有时还像其发辫一样，为生活的装饰品。
六、在国外尤其是西方世界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辜鸿铭毕生逆西学东渐之潮，不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是中国人中独立完整地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极具世界效应。民国外交家、曾任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曾说：辜鸿铭“为国增光，驰誉国际，旷古未有……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甚伟！”曾任段祺瑞内阁总理的许世英亦说：“鸿铭先生，名德硕彦，久为世重。”现代学人震瀛说辜鸿铭“是中国惟一的文人最得外国人崇拜的”……大小不一、重量不同的桂冠，一个时期以来，戴在辜鸿铭身上，何其多也！
但如同凌叔华指出的那样，辜鸿铭在中国的声望，远不如在西方来得隆重。辜鸿铭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赞誉和评价，远远高于国内。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大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就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的轰动效应而言，辜鸿铭当之无愧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有此殊荣。
马伯援有段回忆：在美国时，他曾到图书馆去看辜鸿铭的著作，颇惊其多。图书馆的小姐说，“辜先生的书籍，在英美图书馆里，不仅是多，而且宝贵”。
据沈来秋回忆，1910年，他在青岛大学就读时，奥国籍教授赫善心博士推辜鸿铭为“中国现代哲学家”。1920年沈来秋到德国，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出乎我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