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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寿的老太太哪想到人生的暮年要目睹家族这样大的变故。
就在大家都攻击张居正时，从东北移封到湖北江陵、已被废黜辽王王妃进京告状，说当年查抄辽王府，数以万计的财宝，都给张居正拿去了。这辽王自小就和张居正认识，两人有扯不清的恩恩怨怨。此人袭了王位后，放纵骄横被地方官告了状，废王爵抄家，那还是万历帝老爸隆庆在位时的事情，首辅是高拱，内阁的决定权不在张居正那里，但张居正在旁边煽风点火倒有可能。现在账都算到张家头上，而且说辽王府财宝都进了张家，爱财如命的皇帝心动了，派刑部右侍郎丘橓去江陵抄家，按明律，抄家只有三大罪：谋反、叛逆和奸党，显然居正都够不上。几位内阁大僚此时表现出一种难得的胸怀——也许他们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首辅申时行关照丘侍郎“圣德好生”，次辅许国也表达同样的意思。后来也入阁的于慎行，在张居正当权时得罪了首相。刘台被罢黜时，大家都想瘟疫一样躲着他，于独自去看刘台，张居正知道后很不高兴。居正“夺情”，他表示反对。张居正问他：我一向待你不薄，你怎么做呢？于慎行回答，这样做正是因为先生厚待我。随后他告病归乡，居正死后复出。现在他不但没落井下石，而写信给丘侍郎求情：“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又江陵太夫人在堂，八十老母，累然诸子皆书生，不涉世事，籍没之后，必至落魄流离，可为酸楚。”
如此情理交融，但感动不了丘侍郎的铁石心肠。
世上总有一些靠整人、害人来邀功的酷吏，张家很不幸所碰到的丘侍郎就是这样一位，不是酷吏，估计皇帝也不会派他来完成这样的重大任务。这位邱侍郎是山东诸城人，康生的老乡。他曾经不讨张居正的欢心，现在解恨出气的机会来了。朝廷抄家的钦差来之前，那些原来巴结张家无所不用其极的知府、知县，现在争着立功，先去把张家的门封了，里面的人还没有走光，但也不能擅自出门。等十几天后邱侍郎来了，启开封条一看，已经饿死了十几位，好几位都是儿童。
抄出来的财宝没有达到期望值，于是就对张居正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认定他们事先转移了财产，拷问之下，只好乱咬一通，说有大量银两寄存在曾省吾、王篆几家，如此又可以抄曾、王两家了。——那时候国际交流不多，国际贸易不发达，天朝大国也就和臣服于自己的周边藩属国来往，否则的话以张居正的权力，生前让家中银两都存在外国银行，几个儿子也别考进士当大明朝的官，干脆都去国外留学，估计万历帝和丘侍郎一点办法都没有。引渡？只要不是藩属国，谁听他的。
最悲伤的白发老母（2）
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二儿子懋修投井绝食被救过来。张敬修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讲述了被抄家的全过程，惨状和父亲在世时的显赫对比太强烈了。书中道：“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草木，岂能堪此！”要死的人也不怕酷吏了，张敬修咒骂道：“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奉天命而来，如得其情，则哀矜勿喜可也，何忍陷人如此惨烈。”遗书最后对继自己父亲为首辅的张四维表达了怨怒：“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矣，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很明显张家认为幕后指使者是张四维，但有人认为抄家时张四维已经丁忧在家，怎么能遥控局势呢？他可没有张居正回江陵葬父时依然控制朝局的神通。张居正是张四维的恩人，居正和四维的亲舅舅、当过宣大总督后任兵部尚书、一手促成鞑靼俺达部落入贡受封的王崇古交情很深，所以张四维才能仕途顺利，壮年就入阁当了大学士。但张居正总把他当成晚辈和下属对待，他心里不舒服，有怨气是真的。张居正死后，又是他首先联合宫内太监，扳倒居正的政治同盟冯保，从而开启了清算张居正的大幕。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张家把账算在张四维头上。其实真正的幕后指使者是当朝皇帝，可对皇帝哪敢公开表示怨恨？
张家长子自缢，饿死家人十余口的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多数人还是有些恻隐之心的，申时行给湖广巡抚写信，要求网开一面，丘侍郎的上级、刑部尚书，也就是那位被张居正重用治理黄河卓有成效的潘季驯看不下去，上疏皇帝说“治居正狱太急”，“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皇帝看后不高兴，善于窥察的御史李植马上弹劾潘，潘季驯被削职为民。但对众大臣的求情，皇帝总得给个面子，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养老太太，几个还活着的儿子都充军“烟瘴地面”，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对张居正所说“看护先生的子孙”。目睹如此骨肉惨状，老太太哪有勇气活下去？一年后赵氏在悲伤中死去。
办大案要案有功的丘侍郎回京后升任左侍郎，从副部长变成常务副部长，不久后又升任南京吏部尚书，寿终正寝，赠太子太保，酷吏的下场很不错。
改革家的宿命
张居正到底没能挣脱改革家的宿命，和他的前辈商鞅、李斯的下场差不多。只不过商、李亲身遭遇惨祸，张居正报在子孙而已。
中国的帝制时代，改革者本人除非掌握最高权力，否则就难免被清算的命运。“良相”行改革之法，像曹操这样完全把皇帝当成手中的傀儡，而自己的儿子干脆篡位，才免于身首异处或身败名裂。其他的“良相”，不管自己手腕多强硬，见识多高远，权术多娴熟，只要是依靠皇帝而改革，很难善终，为何？因为改革得罪的人太多，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太大了。而支持他改革的最高统治者，个人态度太容易发生变化，改革不是由制度而是由帝王进行保驾护航，不可知的风险太大了。
改革总是利益分配的再次调整，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猛烈反对，试以张居正为例。
他实行考成法，提高了行政效率，控制了言路，得罪的是大多数文官特别是监察官员。黄仁宇对此评价极为中肯：“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自己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和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至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就随之付诸流水。”
他进行土地清仗和推广一条鞭法，得罪了大肆兼并土地却逃避赋税的大地主；他为了节省财政支出，规定外戚封爵不许世袭，及身而止，得罪了后宫和外戚，而且对皇室宗族的岁禄和田地进行整顿，得罪了宗室；他进行机构和人员精简，裁减冗员，得罪了底层官员；他整顿驿站，不许官员任意旅行时免费使用驿驰，得罪了大多数在任和致仕的官员；他严令不许滥增学额，对各县生员人数严格控制，不许私人开办书院。——就如日本幕府时代有无数不治产业的落魄武士一样，明帝国有许多当不了官的落魄文士。这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享受免赋税种种特权，如果不去做工、种地、经商，必定联合起来利用对知识的垄断，包揽词讼，左右地方的舆论，张居正的这项改革和天下的读书人作对。而且作为传统的制度培育出来的精英，张居正所要改革的正是促使他仕途成功的旧制度，这几乎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战，所用的方式难免以毒攻毒，饮鸩止渴，诚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既不能撇开文官集团而自起炉灶，他的所作所为也就无法避免矛盾。”也就是说，他没法对根本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那么大的政治构架下的行政、财政改革就必定人亡政息。
张居正改革所得罪的人，全是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和舆论资源的人，他们有强大的能量。而谁是改革的受益者呢？当然是国家，可国家是一个很难人格化的政治概念，具体说来受益者，一是大多数被赋税压得透不过气来不得不抛家舍业去做流民的小老百姓，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能直接给张居正提供支持；还有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是皇帝，改革能富国强兵，延续国祚。可皇帝个人是容易变脸的，张居正作为难免会伤害他的情感和尊严，前文已做过分析。所有被得罪的既得利益者，在观察皇帝，皇帝态度一变，他们就像马蜂一样群涌而上。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比起张居正，王安石虽然被发配到金陵闲住，新法被废，但个人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有保证，那是因为中国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