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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已经逐渐开始在全球或高度国际化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处理一些有关生物圈及其中的人类活动的控制问题。
并且，关于全球公地——那些未被认定属于谁，因而属于全人类的地方——问题的磋商正在取得进展。不通过合作而自私地利用那些地方的资源，只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果。最明显的公地例子就是海洋、太空与南极地区。较发达与较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议可以遵循星球交易的模式，后者我们在前面讨论自然保护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不过，在这里它又显示出了更广泛的意义：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时规定贫穷方履行这样一项义务，那就是采取措施推动广义的持续性发展，因而避免增加核武器以及采取保护野生地区的行动也被包括进来。（温带国家通过为热带国家森林保护提供费用来抵偿他们在发电事业中排放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星球交易的一种形式。）然而，消极排他主义——具有不同语言、宗教、民族、国家及其他差别的人们之中的激烈并常常是暴力式的竞争——在近几年里已经比以往更加突出，特别是当一些独裁政权强加于这些竞争之上的一些管制被解除之后。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正发生着很多起民族或宗教暴力冲突。原教旨主义的不同分枝正逐渐发展起来。世界正在迈向联合的方向，而在这种联合之中又有一种走向崩溃的倾向。
我们已经提到，不管多么小的差异都可用来将人们划分成严格敌对的群体。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索马里所进行的残酷战争。是因为语言差别吗？不，他们都说索马里语。是宗教差别吗？不，几乎所有索马里人都是穆斯林。是由于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不同的教派吗？也不是。那么是宗族差别吗？有一点，但造成如此大骚乱的并不是它。随着法律秩序的崩溃，挑起与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在敌对军阀们领导下的宗族下的小宗派（subclans）。观念的转变上述这些倾向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过度纵容早已过时的消极排他主义倾向，将会发生军备竞争、生育竞争以及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竞争，这些竞争将使质量持续性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我们的观念似乎需要来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包括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图式以及我们的范式的改变。如果我们人类想要实现彼此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发展的话，我们必需进行上述转变；如果我们还希望实现同生物圈其他部分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那就更不用说了。科学研究还没有弄清楚，人们对其他被认为不同的人们（以及对其他生物）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很久以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遗传、硬连线（hard…wired）的倾向所支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惯于组成彼此互不相容的集团并对环境施加不必要的破坏，具有生物学的起源。它们可能是在生物进化中获得的，也许从前十分适应于大自然，但在一个相互依赖、拥有毁灭性武器及破坏生物圈的能力大大增加的世界中，这种习性不再能适应了。生物进化太慢，跟不上这些变化。不过，我们知道，快得多的文化进化能够修正生物学倾向。
社会生物学家强调，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人类继承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近亲，从而使得我们与近亲能够生存至生育并将我们的一些基因模式传递下去。但在人类中，那种增加相容适应性的本能被文化深深地改变。对于某人跳进河里去抢救另一个面临被鳄鱼吃掉的危险的人这样一种情景，一个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主张，当水中那个人是近亲时，这种“利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文化人类学家则可能指出，在许多部落中，某些亲戚，包括相当远的亲戚，是“本族”成员或父母、后代，他们在很多方面会被当作真正的近亲来对待。或许这样一个部落的成员，会愿意冒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像救他们真正的兄弟姊妹一样，去救他们的本族同胞。无论如何，社会生物学家现在同意，人类中的利他行为模式大大地受文化的影响。冒生命危险去搭救另一个人的某种特定的意愿，会很容易感染部落里的所有成员。
这样的行为也会发生在更高级的组织中。在国家规模上，它被称作爱国主义。随着人们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社团，“我们”的概念在范围上不断扩大。（不幸的是，由于压力的作用，可能会显现出社会结构的一些弱点，这些弱点致使社会重新分裂成较小的单元。比如，萨拉热窝附近所发生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地一位居民如此评论：“我们同那些人们和睦相处了40 年，我们彼此通婚，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他们并不完全是人。”）虽然有这样的挫折，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朝向范围越来越广的团结。最大的观念问题是，那种团结感是否能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影响到整个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属于的生物圈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能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长期考虑来补充地方性的短期考虑吗？家庭意识能经历非常快速的文化进化，从而发展到星球意识吗？过去的政治联合常常是通过征服而实现的，有时继之而来的是试图压制文化多样性，因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竞争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对立。然而，为了满足持续质量的要求，向星球意识的进化必须包容文化多样性。人类需要多样性的统一，其中多样化传统经进化后能允许彼此之间的协作，并使许多具有连锁关系的、向持续型的转变能够实现。社团对人类活动来说是必要的，但只有具有合作动机的社团才有可能适应未来的世界。同时，人类文化多样性导致了意识观念或范式、图式的多样性，它们具有地球人类思考方式之特征。其中一些世界观，包括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特定观点，可能特别有助于持续质量目标的实现。这样的观念最好能变得更加普及，尽管文化多样性可能由于其他观念的衰败而得到更大破坏性的后果。通常，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仅能产生与正统观念相抵触的主张，而且还会导致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冲突。
几年前，我去听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演讲，主讲人是瓦克拉伏·哈威尔（Václav Havel），他当时是即将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现在则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他演讲的主题是最近几十年里他的国家所受到的环境损害，这些损害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将环境损害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enthropocentrism），特别是其中这样一个观念，即我们人类拥有地球，并有足够的智慧去学会如何开发它。当然，哈威尔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作家与人权卫士。大多数普通的政治家是禁止攻击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选民都是人。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实际价值，而不仅将它看成对自称为人这种特殊灵长类动物的有利用价值之物，可能是真正的明智之举。信息转变在地方、国家及超国家层次上处理环境与人口问题、社会与经济问题、国际安全保障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需要在知识与理解、以及知识与理解的传播中发生一种转变，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转变。这里，自然科学、技术、行为科学及法律、医药、教育、外交等各行各业都必须发挥作用，商业与政府部门当然也必须发挥作用。只有当名流与普遍百姓对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都有了更深程度的理解时，持续质量才有实现的希望。
仅将知识与理解专门化那还远远不够。当然，在当今时代，专业化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讨论到的，对专业化知识进行统合，使之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同样也非常必要。因此，社会必须比从前更加重视整体性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旨在通过一种粗略的模仿或模拟，同时将一个综合性形势的各重要特征及其相互作用整合到一起，因而势必比较粗糙。早期一些试图对整体进行粗略描绘的尝试曾受到人们怀疑，部分地是因为那些结果过快地被发表，也因为过分地利用了这些结果。但这些不应该再成为妨碍人们再次尝试的理由，不过在发表那些难免是试验性与近似的结果时，态度应当谦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