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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同样如此。跟通常的情形一样，动机创造出了对人类行为图式产生作用的选择压力。保护范围
跟树木砍伐一样，某些特定非木材森林物产（诸如那些需要进行捕猎的动物）的收集，也只能在充其量只需得到部分保护的地方进行。被广泛采纳并得到联合国认可的一个方案是建立生物圈保护区。一个典型的生物圈保护区有一个核心区域，通常是一个被全面保护的荒野的流域以及一个外围地区。在那里，可以允许部分物产采集，但需要特别注意保护。再往外但仍属于保护区范围的区域，可以从事农业与其他正当的经济活动，但有一些限制。显然，建立一个包括某些生物圈保护在内的全面保护的自然区域系统，仅只是所需要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在那些地区之外还需要实施众多的保护行为。它们包括树林的再造（在任何可行的地方种植本地树种）；实施明智的水与能源政策；处理农业、采矿业与制造业的环境问题；解决最重要的人口增长问题。而且，极需要发展综合性的国家与地区保护策略。这种广义保护在许多方面都需要有巨大的财政开支，这是比较贫穷的国家所难以承受的。对温带地区的发达国家来说，承担起大部分的责任也是造福于后代的有见识的利己行为。如果热带的生物资源继续被浪费，那么，我们生活在这个星球表面的所有人都将生活得更加糟糕。无论何时，发达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不管是通过赠送、借贷，还是部分减免的债务形式，都应特别指定其中的大部分作为广义的保护之用。作为援助条件而达成的自然保护协议是“星球交易”（planetary bargain）的一个方面。最近几年里，实施了许多“债务交换”（debt swaps），这些借贷给热带国家的债务，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大大地打了折扣。它们首先由保护组织提请，然后再经贷方国家政府认可其面值。这笔款项通常只能用于购买土地，以设立保护区。（同样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其他值得追求的目标，比如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或其国民在国外的高等教育。）债务交换是所实行的星球交易的极好的范例。如果你退后一步，去估计一个成功的综合热带多样性保护计划赚钱的可能性，结果可能并不那么乐观。然而，历史清楚地表明，人类的进步不是由那些不时停下来猜度其冒险之最后成功与失败的人们所推动的，而是由那些先深思熟虑，看准正确的目标，然后全身心投入该事业中的人所推动的。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就像在几十年里浪费掉大部分历经数十亿年进化而得的丰富生物多样性是疯狂行为一样，允许大部分文化多样性消失也是同样狂热的行为，这种文化多样性是以与生物进化差不多相似的方式经过数万年进化出来的。然而，人类的联合（以及人类同与我们共享生物圈的其他生命形式和平共处）现在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目标。那么各方面的利害关系怎么样协调起来呢？
还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了统一与多样性之间的紧张状态。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了这样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通过只使用一门世界语就能促进普遍的和平？作为答复，他向我描述了在两百年以前的文艺复兴与法国革命时期，文艺复兴人物与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德国思想家赫德（Herder）的一段话：有必要为保护语言多样性而拯救处于威胁之中的拉脱维亚语与立陶宛语，这是两种非常古老而且与古代印欧语系很相近的语言。在当时本土作家如立陶宛诗人多涅莱狄斯（Donelaitis）的帮助下，保护那些大量文化DNA 的工作取得了成功。如今拉脱维亚与立陶宛又一次成为独立国家，两百年前从绝灭的边缘拯救起来的那些语言，现在是他们的国语。
极具挑战性的文化保护问题牵涉到土著人，尤其是那些因为其落后的技术状态而有时被称为原始人的土著人。许多情况下，这些土著民族要么受到疾病与暴力的威胁，或遭到驱散与排斥而被迫背井离乡，要么其文化遭到消灭。一个世纪之前，在美国西部一些地方，少数人仍然在周末射杀“野印第安人”。如阿尔弗雷德和梯恩多拉·克鲁耶伯（Alfred and TheodoraKroeber）所记述的那样，最后一个雅希（Yahi）人艾希（Ishi）就是这样悲惨地失去了他的家庭和朋友。如今，北美人对其他国家发生的此类暴行深恶痛绝。让我们期望，这种危险情形在现在能很快得到改善，使那些民族具有更好的生存与选择机会。要么任他们暂时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要么帮助他们实现根本性的现代化，但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文化连续性与传统。
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的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掌握的丰富民间知识，构成了一个关于人类组织与思想方式各种可能性的信息宝库。其中许多民族还具有关于如何在一个热带群落中生存的宝贵知识。（应该注意的是，另外有些民族还一直在破坏着自然环境，尤其是那些在从前没有人烟的大岛或小岛上生活还不到一两千年的民族。某些情况下，土著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可是，让我们试想一下，某些部落的巫师该掌握多么丰富的植物性能方面的知识啊！这些巫师有许多正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伟大的哈佛大学的民族植物学家（ethnobotanist）理查德·舒尔特施（Richard Schultes）花了许多年时间研究亚马逊盆地上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他说，每死去这样一个巫师，就好比烧掉了一部文库。舒尔特施已经培养了许多年轻民族植物学家，他们将赶在那些文库全部消失之前从其中抢救出尽可能多的秘诀。他们之中一个叫马克·普洛特金（Mark Plotkin）的学者最近出版了一部名为《一个巫师学徒的故事》（Tales of a Shaman’s Apprentice）的书，记述了那些奇异的经历。经过数百年或数千年的试误式学习，人类提炼出了大量有关使用生物来为其衣食及治病服务的信息。学习的过程有时肯定是相当富于戏剧性的，比如亚马逊雨林中苦木薯被人们认识的过程可能就是如此。森林地被上生长的植物不多，因为上、中与较低层的树冠挡住了大部分的阳光。在这种条件下，苦木薯（其块茎可提炼出木薯淀粉）就成了很有营养价值的食物资源。但是，未经提炼的块茎含有大量的氰氢酸，因而对人类有很大的毒性。只有通过加热使之分解，除去氰氢酸之后才可以食用。亚马逊丛林中各种群体或部落里饥饿的人们在学习如何使用苦木薯的过程中，肯定有无数人为此失去了生命。
通过试误式学习揭示出植物与植物药剂的有益性能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在这些比较不发达地区存在。民间医药对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的民间药方都有效，但至少其中一些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在我父亲身上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我爷爷曾经是位林务员，在我父亲小的时候他们居住在奥地利东部接近俄国边境的一片山毛榉树林中。一次，我父亲不小心用斧子砍断了一节手指。他找到掉落的那节手指，用水洗净，将它放回原处，然后用面包做成的糊剂将它裹起来。一个环状伤疤此后一直伴随着他，但那节手指头确确实实接上了。很多年以后，现代科学才认识到面包霉中的“特异青霉”（一种产生青霉素的真菌——译注）具有抑制细菌的性能；毫无疑问，正是这一性能挽救了我父亲的手指。在人们作出这种有用发现的适应过程中，选择压力必然也与科学一样，提出了非常相似的一些问题：这一过程真的管用吗？人们能安全地食用这种食物吗？用这种方式包扎的伤口能愈合吗？这种药草能在预产期过后帮助妇女开始分娩吗？起源于交感巫术的民间疗法则又是另一幅不同的图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的传统疗法中，有一种是针对黄疸病（实际上是肝病的一种症状）的，它要求病人盯着一个石制杓鹬的金黄色眼睛。如果我父亲试用那种方法，那么除了有稍许心身效应之外，很可能不会有什么益处。在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各民族中的交感巫术的发展过程中，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其选择压力通常不同于与在客观上取得成功的那些选择压力。然而，对那些民族来说，巫术与动植物真正用途的发现这两者之间，未必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但巫医总归是巫医，即便他们的确教会现代人们使用一些天然药物，比如能从金鸡纳树皮提炼出用于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奎宁）。文化传统往往不可能轻易地划分成这样两部分，即其中一部分容易与现代观点相合，而另一部分则与现代观点相抵触。启蒙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紧张状态
启蒙所拟想的普遍性需要与我们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至今依然存在。在讨论地球的未来时，我们利用科学研究结果，并试图用理性的方法来思考这些结果的含意时，我们深为迷信的盛行所困扰。坚持错误的信仰更加重了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时代性错误，即不能认识到我们地球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显然，哲学上的不统一，尤其是消极的排他主义，正以多种方式严重地威胁着我们。这种排他主义仍然以古老的宗派主义形式而存在于很多地方，但如今它可能还与国籍、语言、宗教差别或其他一些差异有关。这些差别有时如此之小，以至于局外人几乎察觉不到，但在适当条件下仍然足以引起极度的对立与仇恨。
但与此同时，文化多样性本身又是应受到保护的宝贵遗产：各种语言的混杂，宗教与伦理系统的大拼凑，形形色色的神话，政治与社会传统的大杂烩，而它们通常都伴随有多种形式的非理性与排他主义。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使诸如科学、技术、理性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