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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打断表观进化平衡的另一种剧变主要是生物学方面的。这时自然环境不必发生戏剧性的突然变化,而是基因组随时间逐渐地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对表型的生存能力并无很大的影响。作为这种“漂变”过程的结果,一个物种的基因群可能向着一个不稳定情形发展,在这种不稳定的情形下,相当细微的基因变化可使表型发生根本性改变。可能在某个特定时期,生态群落中一定数量的物种都在趋近于那种不稳定状态,从而为那些最终导致一个或更多生物的重大表型发生突变,创造了成熟的时机。那些变化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变迁,在这些变迁中,一些生物变得更加成功,而另一些生物则灭绝了。整个生态群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小生态环境。进而,这种大激变使得邻近群落也发生变化,比如新的动物迁徙到那儿,并与已有的物种进行成功的竞争。一个暂时的表观平衡被打断了。关口事件
在物理化学环境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特别富有戏剧性的生物学事件,有时是中断平衡中决定性的原因。乔治·马森大学(George MasonUniversity)和圣菲研究所的哈诺德·莫洛惠兹指出了那些开辟出可能的全新范围的突破性事件或关口事件(gateway events)的重大意义,这里所说的新范围有时涉及到高级组织或高等功能。哈诺德尤其强调哪些情况下只存在或几乎只存在这些关口事件,以及什么情形中还与生物化学变化有关。首先,他概括了在生命史前时期的化学进化过程中发生的、导致地球生命产生的几种可能的化学关口。那些关口包括:1.导致利用阳光的能量代谢,并进而使一种能将某一部分物质(诸如后来被称为细胞的一部分物质)孤立起来的膜的形成成为可能的事件;2.为酮酸到氨基酸的变迁,进而到蛋白质产生提供催化剂的事件;3.导致称作二硝基杂环的分子形成,进而使DNA 组分核苷酸形成,因而使基因组、生物图式或信息包的存在成为可能的事件。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哈诺德强调了关口的狭窄性。通常只有少数特殊的化学反应才有可能开辟出新的范围;有时这种情形只与一个反应有关(这些反应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们未必确实——即使是一个唯一的反应也可能很容易地发生)。
在作为所有现在生物之祖先的生命形式产生之后,生物进化过程中依然发生类似的关口事件。许多那样的事件导致了新级别组织的产生。例子之一是真核生物的进化,这是一种其细胞中拥有真正的核(包含主要的遗传物质)及其他一些“细胞器”(or…ganelles)——线粒体或叶绿体的生物。许多研究者认为,另外一些原始生物向单细胞真核生物的转变,是通过合并其他生物而实现的,被合并的生物成为内共生体(意思是,它们在前者内部继续生存,从而与细胞形成共生),并进而进化成细胞器。
另一个例子是类动物单细胞真核生物(也许是真正动物的祖先)的进化。科学家认为,首先是类植物真核生物发生进化,它们每个都能进行光合作用,不但形成了细胞膜,而且在膜外形成了由纤维素组成的细胞壁。(膜的形成需要一种生物化学的突发变化,需要固醇的形成,后者与胆固醇及人类性激素有关。)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进化形成了这样的生物,它们只有细胞膜而没有细胞壁,因此也就不需要进行光合作用,而以摄取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为生。这种能力的出现是后来形成真正动物的关键。另一个生物化学变革——将细胞联合起来的胶(glue)的出现,使得从单细胞生物向多细胞生物的进化成为可能,也许是通过集聚的方式进行的。哈诺德·莫洛惠兹及其他一些人认为,至少在很多情况下,在经历了一系列早期变化之后,由一次或几次突变所引起的基因组中的微小变化,可以引发一起关口事件,从而引发作为打破进化平衡相对稳定性的主要事件的几场革命之一。进入由关口事件所开创的领域时,生物获得了新的有重大意义的规律性,使其复杂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如地震(或地球与太阳系中其他物体之间的碰撞)那样的自然破坏一样,这些事件既可视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单个事件,也可视为某些分布尾端的一些非常事件,这个分布由一些规模大都小得多的事件构成。通过集聚形成更高级的组织
在生态团体、经济或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复杂性增加的机会不断上升,如生物进化过程一样,并使得最大复杂性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最有意思的那些复杂性增加涉及到从低级组织向高级组织变迁的进化,这种进化主要是通过形成复合结构来实现的,比如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植物与动物的进化。
人类的一个家族或一个群体可以形成一个部落。一定数量的人可以通过合资成立一个商业公司来谋生。1291 年,3 个州联合成立了瑞士同盟国,之后不久又有第四个州加入,同盟国后来演变成了现代的瑞士联邦。13 个北美殖民地组成了一个合众国,然后,通过1787 年批准的一个宪法又变成为称作美国的联邦共和国。通过合作产生集合体可以非常有效。虽然图式之间进行竞争是复杂适应系统的一个特征,但系统自身则可能在彼此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陷入竞争与协作的混合状态之中。对复杂适应系统来说,共同组成一个同样也可具有复杂适应系统功能的集体,常常是有益的。例如当个人或公司在经济中运作时,为了促进全社团利益,而由一个政府来对它们进行调节。图式的协作
即便是在众多的图式当中,伴随有协作的竞争有时不仅可能,而且非常有利。例如,在理论领域中,彼此竞争的概念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有时几个观点的综合比其中任何单个观点都更接近真理。然而一个特定理论观念的提倡者,常常能够通过声称他们的观点完全正确或全新,其他与之竞争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抛弃,从而在学术生涯获得荣耀或其他回报。在一些领域及某些情况下,这种方式可能行得通。可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倾向于妨碍达到预期目的的。例如,在考古学及人类学的某些部分,人们对文化特征的传播性与独立发明性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可是,两者似乎明显地同时存在。零在印度的发明(并通过阿尔…花拉子模的工作传入欧洲)看来极有可能与中美洲零的发明(比如,古典玛雅人所使用的零)没有联系。如果曾经存在过某种方式的接触,那么为什么在前哥伦布时期的新大陆几乎完全没有轮子(据我所知,它只是在墨西哥生产的少数玩具上出现过),而在旧大陆却已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呢?这怎么解释呢?弓箭看来是从北美传入中美的,而许多其他文化成就,比如玉蜀黍的培育,是以相反的方向传播的。面对这些,学者们怎么还能彼此指责为传播主义者或反传播主义者呢?一些文化人类学家喜欢为部落习俗提出生态和经济方面的理论解释,
这些解释初看起来可能显得很主观或是非理性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但有时他们接着又嘲笑这样一种观点,即非理性与主观选择在信仰系统和社会行为模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无疑走得太远,一个合理的观点应将生态和经济决定论与部落图式的不可预测性行为协调起来。例如,某个特殊的禁食令,比如说禁止猎食一种鹿(okapi),对于一个人群的营养需要及猎鹿所需要的人力,与在周围森林的生态背景中繁殖其他食物相比而言可能是合理的。然而,这种限制也可能是由于早先将这种鹿当作部落图腾的原因,或者两种理由都存在。那么,坚持说其中一个观点永远正确难道是明智之举吗?
圣菲研究所的一个长处在于,它营造了这样一种学术气氛,学者们和科学家们都能为同伴的观点所吸引,并致力于将那些观点调和起来,而且只要有可能,就想方设法从中创立一种有益的综合理论。这种和谐性甚至胜过在他们自己研究所里的情形。有一次,好几位来自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的教授参加了研究所的讨论会,结果他们发现,在圣菲他们能够积极地讨论一些在自己学校时只能引起争执的问题。
在生物进化中,与图式间协作联系最密切的可能是有性生殖的遗传学,其中亲本生物的基因型在子代中被杂合起来。我们后面将要讨论有性生殖的问题,不过首先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步探讨一下向较大复杂性发展的趋势问题。存在一个指向较大复杂性的驱动力吗?
我们已经看到,生物进化的动力学可能相当复杂。然而它常常被人们描绘得非常简单。更复杂形式的出现有时被误以为是通向某种完善形式的稳定进展,而后者可能被认为是特创的物种,或甚至是特创的种类或种属。幸而,那种态度正日趋衰微,如今更多可能的是将进化看作一个过程,而非将它视作是一种目的论的、通向某个终点的方式。然而,即便是现在,而且即便是在一些生物学家之中,关于生物进化内部固有一个指向复杂性的“驱动力”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往往更微妙一些。进化一步一步地进行,在每一步中,复杂性要么增加,要么减小,但它对全部现有生物的效果是其最大复杂性有随时间增大的趋势。一个类似的过程会在一个不断变富的社团中发生,即,尽管收入的范围不断变宽,从而最大的家庭收入趋向于不断增加,但每一单个的家庭可能感到他们的收入或增加或减少,或维持不变。
如果我们忽略增加的复杂性给物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