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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解，两人达成协议：教授同意不出卖庄园，而万尼亚舅舅则答应继续在庄园里劳作，象过去一样把庄园的收益寄给教授享用。送走教授夫妇后，万尼亚舅舅和苏尼亚坐下来埋头清理庄园的帐目。万尼亚舅舅意识到他还要把后半生白白地耗费在教授身上，他难过得哭了。苏尼亚连忙安慰她的可怜的舅舅说：“我们会听见天使的歌唱；我们会看见整个天空罩满了灿烂的光辉；我们会看见所有人世的罪恶、所有我们的苦难全部都淹没在广大的慈爱里。”契诃夫利用结束全剧的苏尼亚的道白，表达了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三姊妹》中的剧情是这样的：在一个外省的小城里，住着娥尔加、玛霞、伊丽娜姊妹三个。她们都很聪明，懂得好几门外语，且都有一番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的才能难以施展，理想得不到实现。大姐娥尔加痛苦地感到自己的青春“每天一滴一滴地消耗着”；三妹伊丽娜翘首渴望找到一个富有诗意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老二玛霞的命运最为可怜，因为她已经嫁给一个名叫库雷庚的十分猥琐的人。剧本第一幕写伊丽娜的命名日，城防军的一些军官前来祝贺。娥尔加和伊丽娜想到十一年前她们是从莫斯科迁居来的，她们幻想着重新回到莫斯科去，开始新的生活。玛霞在这天爱上了陆军中校韦尔希宁，这使她对生活又萌发了新的希望。三姊妹度过了难得的充满希冀的一天。可好景不长，三姊妹的嫂嫂娜妲霞是个十分凶悍的女人，她一嫁到三姊妹家就把她们视为异己，并逐步设法把她们从家中排挤出去。三姊妹的爱情悲剧又接踵而至。玛霞所爱的韦尔希宁不久随部队调防到别处去了，她唯一可能得到的幸福成了画饼一张；伊丽娜在实在找不到理想对象的情况下，横了心准备与外貌不扬但为人忠厚的屠森霸荷结婚，但不料他又在和苏林内的一场决斗中丧了命。先前三姊妹一再念叨的“到莫斯科去”的渴望也幻为了泡影。剧本是以三姊妹送别城防军开拔的场面结束的。大姐抱着两个妹妹，目送着远去的团队说：“啊，我亲爱的妹妹们哟，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结束。我们要活下去！军乐奏得这么欢乐，这么愉快，仿佛再过不久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这种悲怆但不悲观，寄希望于未来的调子，反映了剧作家本人的立场：俄国的现实生活是黑暗的、苦痛的，但光明就在前头，有为的青年应该坚强地活下去！
契诃夫后期创作的五个剧本中，前四部戏剧的人物大多是不关心政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剧作反映了他们在革命前黑暗年代里的苦闷、彷徨、挣扎和追求，表现了他们正直、敏感和富于幻想的特点。剧作家对他们不能实现自己抱负的命运寄予了同情，但没有指出他们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的弱点，因而无法给他们指明出路。
契诃夫最后一个也是最为有名的多幕剧是 《樱桃园》，该剧描写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贵族庄园彻底崩溃的情景。六年前，女地主朗涅夫斯卡亚死了丈夫，她的小儿子格里沙又淹死在樱桃园旁的一条小溪中，她不忍再看到这条小溪，便跟着一个和她相好的男人到法国去了。朗涅夫斯卡亚的家道虽已败落，但她在法国依然挥霍无度。后来，和她相好的男人遗弃了她，她“才突然想到了俄罗斯，想到了故乡”，于是她又举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樱桃园。但樱桃园已朝不保夕，因为朗涅夫斯卡亚这次法国之行拖欠了很多债务，债主们准备拍卖这个樱桃园。这时，商人陆伯兴向朗涅夫斯卡亚建议，把樱桃园改造成别墅出租。但女地主拒绝了陆伯兴的建议，因为她舍不得毁坏樱桃园。由于朗涅夫斯卡亚拿不出钱还债，樱桃园最终还是被拍卖了。而且樱桃园的买主就是商人陆伯兴。陆伯兴精明能干，头脑清醒，拥有资本。完全从经济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所以，他刚买下樱桃园，旧主人未走就开始动手砍樱桃树。陆伯兴是“一个看见什么就吞什么的吃肉猛兽”，正是这个新起的资产阶级“猛兽”，“吞吃”了贵族的庄园。剧本是以意味深长的舞台指示“只听见花园里远远传来斧于砍树的声音”结束的。这之前是樱桃园的旧主人和樱桃园告别的场面。朗涅夫斯卡亚兄妹当然是含泪与之作别，但新的一代——大学生特罗菲莫夫和安尼雅却在临行前高喊：“别了，旧生活！”“新生活，你好！”
剧本以樱桃园从地主之手落到商人之手的事实反映了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原来没有樱桃园就无法活下去的朗涅夫斯卡亚，在真正失去了樱桃园后倒也没有十分的痛苦，她决定再到巴黎去追求她的荒唐的“爱情”。契诃夫通过这个女地主的形象，嘲笑了贵族阶级的寄生性和病态的浪漫主义。但契诃夫也已经看到以陆伯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并不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因此他在剧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特罗菲莫夫和安尼雅这新一代的正面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契诃夫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这两个形象虽不够丰满，但特罗菲莫夫喊出了“新生活，你好！”却是激动人心的，剧本从而显出了乐观的调子。当然，契诃夫只是看到旧生活不合理，相信有另一种美好的新生活来代替。他期望变革，至于这种变革什么时候才能产生，由谁来实现，他的作品并不能作出解释。
契诃夫是中国人深爱的作家。正如巴金所说：“中国的读者热爱契诃夫，因为他们曾经感觉到契诃夫的作品好象就是为他们写的，而且描写他们中间发生的事情。”
俄国三大家的戏剧
——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是俄国十九世纪很有名的大作家。虽然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领域，但他们的戏剧创作也相当出色。奥斯特洛夫斯基被誉为“俄国戏剧之父”，他开创了俄国戏剧创作的崭新局面。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 （1809—1852）是俄国“自然派”——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以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和笑中含泪的讽刺手段，无情地揭露了沙皇专制农奴制的丑恶和黑暗。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的一个地方家庭，童年在庄园里度过。他十二岁上中学，十九岁到彼得堡独立谋生。在普希金、别林斯基的帮助和影响下，果戈理辞去原来的教学工作，专事创作。果戈理的小说以《狄康卡迈乡夜话》、《彼得堡故事》和 《死魂灵》最为有名，《钦差大臣》则是他最有成就的剧本。
《钦差大臣》标志着果戈理的现实主义讽刺艺术已完全成熟。剧本的主人公赫列斯达柯夫是一个在彼得堡当过差、出入于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他在回乡途中因盘缠用尽而困于旅店。正在这时，市内盛传钦差大臣即将光临本市。该市市长是个多年沉浮宦海、一贯贪赃枉法的酷吏，当他及其僚属听说钦差大臣就要驾临时惶恐不安，深怕自己平日的劣迹被上峰察知。受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市长亲自跑到旅店，察看动静。赫列斯达柯夫则以为由于自己付不起食宿费用，店家告到市里，市长前来问罪，因而诚惶诚恐；同时在与市长相互试探中，赫列斯达柯夫平时那种傲慢无礼、妄自尊大的举止态度毕露无遗。这一切使市长断定赫列斯达柯夫就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于是他想方设法把“钦差大臣”迎至市长公馆，毕恭毕敬地款待，还献上自己的妻女供其调情。赫列斯塔柯夫乐得假戏真唱，大捞特捞，厚颜无耻地同时向市长的夫人和女儿求“爱”。市长很快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赫列斯达柯夫见市长如此垂青，真是受宠若惊，得意忘形，在市长及其同僚面前，他大吹牛皮，把彼得堡的达官贵人都说成是自己的近亲好友，使听者钦羡不已。赫列斯达柯夫还用“借钱”的方式，向市长及其僚属“借”得巨款，最后在其仆人的催促下，“快乐”地离开了这个城市。接着市邮政局长私拆了赫列斯达柯夫的信件，发现他并非钦差大臣。正当局长把此消息告诉市长并与他争论时，宪兵来报，钦差大臣驾到。
《钦差大臣》一反当时俄国舞台上毫无思想内容的庸俗笑剧和传奇剧的做法，在继承俄国现实主义戏剧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以社会主要矛盾——官僚集团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为基本社会冲突的社会喜剧，并以典型生动的形象，紧凑朴素的情节和深刻犀利的讽刺，跃居当时世界剧坛的前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钦差大臣》堪称俄国现实主义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剧本题词“自己的脸丑，为什么要怨镜子”，形象地阐明了文学创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的现实方义创作原则。市长的台词“你们笑什么？笑你们自己”则直接表现了果戈理现实主义喜剧的社会作用。剧本借剧中人物的活动和对话，揭露了俄国官僚权贵的横行霸道，鱼肉人民，挪用公款，贪赃枉法的恶行丑态，以及反动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
奥斯特洛夫斯基全名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是俄国十九世纪最多产的剧作家。他生于官吏家庭。中学毕业后遵照父亲的意愿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此后在法院当过几年书记员。他于1847年开始戏剧创作，1850年的喜剧《自己人——好算账》为他赢得声誉。此后三、四年，他的创作出现危机，所写剧本《各守本分》（1852）和《贫非罪》（1854年）企图在商贾中寻找正面人物，粉饰封建宗法习俗，反映了保守的斯拉夫派对他的思想影响。五十年代后期，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创作进入崭新阶段，相继发表的 《肥缺》（1857）和《大雷雨》（1860），对封建农奴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