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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的中期创作（1869—1890）体现了其主要的文学成就。在这一阶段，他主要从事“社会问题剧”的写作。他的中期剧作包括：《青年同盟》（1869）、《皇帝与盖利利恩人》（1873）、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寇》（1881）、《人民公敌》（1882）、《野鸭》（1884）、《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和《海达·高布乐》（1890）。这些现实主义剧作以日常生活为素材，从多方面剖析社会问题，层层剥笋，使矛盾突出，启发观众思考，从而引导人们起而改革社会弊端。这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的主要特点。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发端是发表于1869年的《青年同盟》，这是他的第一部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剧本。故事发生在挪威南部斯通里镇的铁厂地区。投机政治家史丹斯戈律师自称是急进派和自由党人，他组织了一个“青年同盟”党。他依靠自己煽动性很强的讲演迷惑不少青年，使他们签名参加同盟并推举他为组织的头头儿。史丹斯戈卑鄙地利用裙带关系往上爬，他起初与奥斯陆定了婚约，到了斯通里后赶忙退了婚，先后追求商业资本家孟森的女儿和布拉茨柏爵爷的女儿。尔后两人相继破产，他改而追求开酒店的伦铎尔曼太太，因为这位寡妇有稳稳当当的家产。史丹斯戈通过钻营取巧，在柏爵爷、孟森和伦德斯达遭逢厄运的时候，被选为了国会议员。易
卜生在该剧中充分暴露了“国会议员”、“人民特选人物”的丑恶面目，表达了自己对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满和鄙视。
《社会支柱》也是一部对挪威的政治和社会生活进行揭露、批判的剧作。剧本主人公博尼克是个新兴的年轻资本家。表面上，博尼克“品行好”、“道德高”，是“又老又和气”的“十足的上等人”，是模范公民、模范丈夫和模范家长。但事实上他却是一个利欲熏心、不管别人死活的吸血鬼，是个不择手段、极端损人利己的伪善者。他从船只运载货物中牟取暴力，却不愿修造船只，难免常出事故，船沉人亡，酿成惨重悲剧，不过这于他毫无损失，因为他可因此得到巨额保险金。起初，博尼克与楼纳·海斯尔小姐恋爱而定婚，后为了占有楼纳的姐姐贝蒂的财产转而与贝蒂结了婚。他在婚后与女演员勾搭并有了私生女，为了结这桩丑事，他让贝蒂的弟弟约翰承担罪名，并拿钱送他去美国。十五年后，约翰回来并爱上了博尼克的私生女棣纳·铎尔夫，并要求博尼克替他恢复名誉。听说约翰要乘“棺材船”——“印第安女孩号”回一趟美国，博尼克暗自高兴，但他的儿子渥拉夫因十分向往美国却偷偷地上了船。约翰改乘了另一只船，贝蒂也在“印第安女孩号”的货舱里搜出渥拉夫。剧本以博尼克良心发现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罪过结局。同易卜生的其它剧本相比，《社会支柱》揭露的社会面比较深广，第一次描写了劳资矛盾；人物描写复杂多样，形象鲜明，贝蒂、棣纳·铎尔夫小姐等形象真实感人。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负盛名的作品，也是易卜生所有戏剧中影响最深远的一部。该剧是易卜生根据一个名叫劳拉皮德生的女子的故事改编而成的，但剧本所表现的主题远远超出了现实生活本身。
《玩偶之家》的剧情大体如下：娜拉是一个年青、美丽而又天真的女子，从小就是父亲的玩偶——“小宝贝儿”。嫁给律师海尔茂后又成为丈夫的玩偶。娜拉爱自己的丈夫，甚而崇拜他。在结婚后的一年，海尔茂熬夜干活积劳成疾，刚生下第一个女孩的娜拉为了给丈夫治病，跟银行职员柯洛克斯泰借了一笔钱，由于父亲病危，她伪造了父亲的签名。海尔茂的病总算被治好，娜拉却为了还债熬夜工作。她是丈夫的“好妻子”。从表面看，海尔茂也很爱娜拉，一见面就“小鸟儿”、“小松鼠”那么亲昵地叫她。他们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还雇了一个保姆管理他们。总之，他们过着愉快的生活。八年后，一件有损于海尔茂名誉的事情发生了，柯洛克斯泰寄来了揭发娜拉伪造签字借款的信，因为当上银行经理的海尔茂不喜欢柯洛克斯泰并解雇了他。海尔茂读了信勃然大怒，骂娜拉瞒住他作触犯法律的事，把他的前途毁了。他还像一条疯狗似地乱叫起来，辱骂娜拉是“伪君子”、“撒谎的人”、“下贱女人”，并剥夺了娜拉教育儿女的权利。娜拉逐渐看清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她认识到要做一个人，不能完全相信书本上的话。于是，她把宗教、法律、家庭、伦理道德仔细思索，把这些偶像一个一个捣碎。她愤慨地对海尔茂说：“跟你在一起，事情全由你安排。你爱什么我也爱什么，或者假装爱什么……这些年我在这儿简直像个要饭的叫花子，要一口，吃一口。”她还说：“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麻烦。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允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她再也不能忍爱耻辱的处境，为了要“做一个人”，坚决地离开了“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的艺术成就非常卓越。在该剧中，易卜生抛弃了当时欧洲舞台上流行的乔装、谋杀、决斗等惊险场面和意外事件。他的剧中人仿佛是观众、读者平常见过的；剧中人的经历也仿佛是人们自己经历过的。这既表现了易卜生在戏剧艺术上的革新精神，也表明了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坚定立场。运用追溯手法也是《玩偶之家》的重要艺术特点，如娜拉冒名借债的关键事件便是通过追述往事的方法再现给读者或观众的。此外， 《玩偶之家》不轻易用独白和旁白，但人物的心理刻划却十分出色。在整个剧本中，娜拉的独白仅有简短的两次，但她的心理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玩偶之家》以“娜拉的出走”结局，使某些剧院经理很难堪，因为他们不愿意在舞台上宣传男女平等。该剧在20年代的中国也曾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被禁止演出，甚至连大文豪托尔斯泰都加以谴责，认为娜拉放弃为妻为母的神圣职责是不道德的行为。实际上，娜拉的出走是其唯一的选择，易卜生在接下来的剧本《群鬼》中对此有明确的答复。
《群鬼》和《玩偶之家》一样是说明婚姻家庭问题的，只不过它们角度有别。《群鬼》的女主人公海伦·阿尔文太太的性格和家庭情况与娜拉的截然不同，她温柔懦弱，胆小怕事，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好体面。她的丈夫阿尔文上尉酒色无度，只知享乐。海伦曾想抛家出走，但她的旧情人曼德牧师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当海伦找他商量办法时他却劝她回去好好伴着丈夫。海伦寄希望于儿子欧士华，在他七、八岁时就把他送往巴黎学绘画。后来，阿尔文病死，海伦用遗产建造了一所“阿尔文孤儿院”。海伦辛苦几十年，自以为该有个好结局，不料学成回国的欧士华却看中了与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吕嘉纳，并且欧士华被发现患有花柳病，这是其父亲遗传的后果。剧情以欧士华发病、海伦昏狂欲绝结束。海伦的不幸命运无疑是娜拉留在家里无法避免的，易卜生通过该剧很好地回答了“娜拉该不该出走”的问题。
《群鬼》问世后，舆论界为之哗然，认为它是一个赤裸裸的自然主义产物，还指责易卡生把遗传学搬上了舞台。易卜生对此很不服气，他说：“左拉是下阴沟洗澡，而我是为了清理阴沟才下去的。”表明自己与自然主义作家左拉不属同一流派。
1882年，易卜生创作了《人民公敌》，这是“社会问题剧”的顶峰之作，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针针见血，犀利有力。故事发生在挪威南海岸一个小城市里。主人公斯多克芒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高尚诚实，关心群众利益，毫无自私之心；同时，他又是个天真质朴，不甚熟悉人情世故的科学家。他在一个正在修建的疗养区的矿泉中发现有传染病菌，为了不危害当地人和外来游客的健康，提出改建矿泉管道的主张。但是，如果这个建议付诸实施，就会影响资本家的收益，因而遭到市长、报界、房产主等的激烈的反对。斯多克芒医生不顾有产者的威逼利诱，举办宣讲会，想向市民说明真相，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但反对派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听众，操纵会场，以所谓“民主方式”表决，宣布斯多克芒为“人民公敌”，逼迫他带着儿女妻子离开了家乡。
《人民公敌》通过斯多克芒医生的遭遇，暴露了资产价级民主的虚伪实质。易卜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态度在剧中表现得十分坚决，但对一些问题也存在着认识缺陷。斯多克芒医生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