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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陈觉玄即陈钟凡，陈独秀在北大时学生，后为名教授，生前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②兼士即沈兼士，沈尹默之兄，五四时代陈独秀在北大时同事。
陈独秀致陈可忠
闻拙著行将付印，至慰。惟极望即在白沙石印，以木刻工费太巨，寄港沪铅印出版期又河清难俟也。出版时拟请赠我五十部，如何？复陈部长书，希便中转致，为荷！
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941）
（此信是台静农过录，故无抬头落款等）
实庵先生复陈部长书
十月十一日惠书诵悉。许叔重造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造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在便利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以其内容高深，不便训蒙者，朋辈中往往有之，此皆不知拙著第一种乃为教师参考而作，儿童课本别有一种，但编排单字三千余，不加诠释，绝无高深可言，俱见全书，疑虑自解也。
三十年十一月十三（1941）
（此信是台静农过录，故无抬头落款等）
附：教育部陈部长致陈独秀先生函
仲甫先生大鉴：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①，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 尊意何如？即希
示复为荷，顺候
撰祺！
陈立夫拜十·十一（1941）
注：①此书当时未能出版，主要是陈立夫作梗，只油印五十份分送学者和文化机构，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死了。梁实秋得到一本，七十年代初在台湾影印出版，易书名为《文字新诠》，没有著作人，删掉陈独秀《自叙》，代以梁实秋一序。一九九五年四川巴蜀书社又以《小学识字教本》原书名正式出版。
静农兄：
上月二十五、二十七、此月三日惠书均已拜悉。据仲纯说，兄之面部中风不大要紧，而痔疾却很重要。之瑜前在聚奎数月，身体大衰，因食物太劣之故也，因此思及兄病，恐亦由于营养不足，望注意此方面！弟前此入城牙痛已治好，并未拔，所缺牙亦顺便补好。韵表未补寄尹默，想彼不需要也。识字教本尚有一处必须修改（修改书稿文略）。
中大聘弟讲学之事，尚无所闻，即令有之，以政治环境，以弟之病体，均不可行也。渝商务印书馆闻已在大事扩张，识字教本必可印，惟须陈馆长请教部陈部长力与王云五交涉，始可望提前付印，否则出版仍必无期，因王云五是一势利小人，陈馆长与之接洽，未必有效。希兄代达鄙意于陈馆长（此十字旁均画圈）。弟方开始续写识字教本，黑石山看梅恐又成虚愿，仲纯医院无人，之瑜阳历二十六日后九中始放假，恐亦未能往游也。
中央图书馆来函谢赠韵表，内附有蒋复璁君一函，自称学生，不知是何人，在中央图书馆任何职？望示知！岂亦北大同学乎？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元月九日（1942）
静农兄：
十一日信燮康于十六日方送仲纯处，与十七日信同于十九日由仲纯处取来，以后有笨重之件不便交邮者，方托银行寄，因银行转交必然比邮局要慢些。请陈馆长寄来识字教本副本一部事二十一日已致函言之，倘交兄转，可不必真寄来，存之兄处可也。倘交代在迩，不能候重庆寄回顾吴借去之本，可否由兄以弟取校名义，将馆中仅存之一本，取存兄处，以便将来转售于商务？倘能如此办，弟可补上一签名盖章。托兄取来之信，以备交待时查问。馆事已如何决定，兄仍留与否，均望示知！识字教本编译馆必不能印，转售稿与商务事，兄可否即时（此二字旁画圈）代表弟托陈可忠向王云五一商之？天气颇寒，行动不便，决不能赴黑石山看梅矣。建功兄处两寄航空信，均未得复，不知收到否？通信时便询之。前寄韵表一份给傅孟真，竟未收到，兄寄尹默者，收到否？有回信否？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一月二十五日（1942）
可忠先生左右：
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以过虑而忽之！
此祝
大安
弟独秀手启二月二十六日（1942）
附：邓仲纯致台静农信
静农兄：
两奉来示，敬悉。尊恙已渐告全，至慰之！弟以仲兄突然卧病，于十八日再到鹤山坪。仲兄乃因食物中毒而起急性肠胃炎，十七日晚曾一次晕厥，颇形危险，今日虽经服药，已较平稳，然以年逾六旬而素患高血压症者，究属危险，实足令人惴惴不安为甚矣！……
仲兄较昨日更见好。已略有食欲，不作呕，呼吸已平稳，精神亦稍觉安宁矣。仲兄嘱转达吾兄者，以后教本印稿不必寄来校对，迳可付印，盖因此次一病，必须数月之休养，方能恢复健康，决无精力校对，以免徒延日期也。弟大约再留山上一二日，视仲兄病状如何！弟原拟于上星期日（十七日）赴渝一行，乃因仲兄病而终止也。
（邓仲纯此信分别写于1942年5月19日夜和第二天午后，七天后陈独秀逝世。此信略作删节。）
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
——遗传学痛史
？ 方舟子
一
那是自中世纪以来对科学家的最大一次迫害。地点在苏联，起因则是进化论的两位创建人对进化机制的不同看法：拉马克相信在生物内在欲望的驱使下的用进废退是生物适应环境的原因，而达尔文则认为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才是进化的主要动力。我们或许会觉得，拉马克主义更像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应该更受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才对。但苏联的官方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唯意志主义的，它更相信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早在一九○六年，一位叫斯大林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就已论述说，新拉马克主义正在战胜新达尔文主义，而这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唯物辩证法之正确。但是与斯大林的预言相反，从二十年代起，遗传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了新拉马克主义的错误，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确，这个遗传学和进化论的综合过程，到五十年代最终完成。
苏联政权对遗传学的蓬勃发展抱着深深的敌意，遗传学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这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实用的因素。从一九二八年起，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利的农民们以屠宰牲畜、销毁粮食、消极怠工抗议，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苏联迫切地需要用技术发明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虽然俄国拥有切特维里科夫、菲利普琴科（这两位大师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在他们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于一九二七年移民美国后传播到了西方，为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瓦维洛夫等一批遗传学的杰出先驱者，但是还处于实验阶段的年轻的遗传学对农业生产却无法提供太大的帮助。从理论上说，用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改进物种也要比拉马克主义缓慢得多。相信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的拉马克主义表达了一种快速发展的良好愿望：如果那是真的，就意味着你的儿子天生就具有了你学到的知识，而不必一切从头开始。拉马克主义的表述也更为直观，更易被外行接受，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外行对“用进废退”深信不疑。苏联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加先进、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无产阶级的遗传学。这个新遗传学需要有偶像和权威。于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夸夸其谈的园艺师米丘林便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这位没落贵族家庭的后代据说在革命前受到沙皇的迫害，在政治上当然可靠。在理论上，他攻击孟德尔遗传定律是没有普遍意义的“豌豆定律”，主张获得性能够遗传，强调环境的创造性作用，与造就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信念不谋而合。在实践上，他声称用远缘杂交和嫁接的方法“定向培育”出了六百多个（一说两百多个）果树新品种，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再也没有比这种神话式的偶像更能吸引人的了。“米丘林遗传学”、“米丘林生物学”在共产主义国家成了新遗传学、新生物学的代名词，即使到了当代，在这些国家，米丘林头上的光环也还未完全消失。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去年年底发出问卷，评选出十名俄罗斯（包括整个原苏联）二十世纪杰出科学家，米丘林也入选。在一九八九年版《辞海》的“米丘林”条目，还附有一幅肖像，这是那些极其重要的正面历史人物才享有的待遇，生物学家中有此殊荣者仅寥寥数人。但是，我们现在根据遗传学知识可以断定，米丘林用所谓“无性杂交”创造的“新品种”，如果是真的，也只是一些由不同基因型的细胞组成的嵌合体，并非新种。米丘林对遗传学乃至生物学毫无贡献，如果不是在他的名义之下所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反科学和伪科学运动，米丘林的名字完全可以从生物学史上抹去。
一九三五年，米丘林在被授予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的头衔一周之后去世，未能看到在他的战旗之下对苏联遗传学家的所进行的有系统、大规模的迫害。其实序幕早已拉开。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一批遗传学家被贴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的标签而赶出科学院，瓦维洛夫创建和领导的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植物育种研究所则被批判成“在列宁的名字掩盖下”所建立的“异己阶级的、充满敌意的、彻底反革命的研究所”。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米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