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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选择跟共产党走，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这些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亦与各类运动的频繁程度等等有着紧密联系，而这其中，若论损失的程度，政法界又无疑是重灾区，用谢泳先生的话说，政法界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最容易出事的人” 。钱端升即是留在大陆的法政学者之一，其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1949年之后政法界知识分子的遭际。
一 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
从1924年游学归来，到1948年其被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作为一个政治学、法学教授，钱端升无疑是成功的，整整28年间，钱端升先后或同时任职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7年10月，钱端升应邀赴美，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一年时间。
在任教的同时，钱端升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47）等学术专著。这些学术作品中，钱端升本人对于《德国的政府》厚爱有加，认为其“参考德文资料和德文原著较多，在我所著不足称道的书籍中，尚不失为有价值的一本”。 这本书被列入民国时期的大学丛书系列出版刊行。钱端升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至今依然享有盛名。1997年商务印书馆百年纪念时，翻印的学术名著中就选了《比较宪法》重新出版。此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订“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时，亦将《比较宪法》列为第一号重新出版。
1949年以前的钱端升，在新闻出版领域亦占有一席之地：1927年4月～10月，钱端升是《现代评论》的重要编辑和作者之一；1939年～1941年《今日评论》，钱端升亦积极参与其中；此外最重要的，则是钱端升1934年“脱产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 ，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写了百七十篇社论后被迫离去”。 此外，钱端升在1947年之后还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撰稿人之一，写了不少“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的文字。
除了坚持学术报国、言论救国之外，钱端升亦以实际行动参与救国大计。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八？一三战事骤起，日本侵华势力大举进犯。南京国民政府特意派出胡适、张忠绂和钱端升三位北大教授，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争取各方的援助，到1938年才返回国内。
面对强权和暴政，钱端升表现出了独立的人格。“据说当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最怕四个人起立质询。这四个人就是钱端升、张奚若、罗隆基和周炳琳。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和谈，钱端升、张奚若、周炳琳、朱自清等10位西南联大教授致电蒋、毛，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无畏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威胁，第一个挺身而出，发表演讲支持联合政府的主张。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了6000多师生，鸣枪示警，企图驱散师生；此计失败后，军政当局又突然停电。钱端升和6000多师生又点起汽灯开完了会。11月27日昆明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
应该说，面对
国民党政权的铁血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
1948年11月，寄居在费正清家里的钱端升，闻知“国内解放战争进展十分迅速，形势发展令人快慰，” 遂不顾友人挽留，多方设法回到中国。对于其千万百计回国的原因，美国学者恰末尔？约翰逊认为：“他所以留在大陆，是因为他希望能在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上大有作为。”
钱端升回国后不久，就被推举为北大法学院院长。“此时，北平即将解放，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并配合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同学做好了一切护校准备。” 在迎接解放到来的过程中，钱端升做了不少工作。他拒绝了国民党邀其南下的安排，积极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按照党的意图，保护革命学生，做教职员工的工作，维护接管学校，“对北平解放后稳定
北京大学的正常秩序作出了贡献。”
在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同时，钱端升还担任了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学校内的一切大事，均经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据那几年参与校委会工作的同志回忆，在多次校委会上，钱端升先生是最积极发言，而发言又有见地的少数教授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是年上半年，北平各大高校纷纷掀起了学习的高潮。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钱端升衷心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主动地开始了对政治以及形势的学习。1949年3月9日，钱端升给美国的老朋友费正清写信，表白了他此时的心迹：“以一个想要适应这个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心赞赏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在北大法学院，钱端升等“6月中旬甚至组成了教授为主的‘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其学习计划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和《论人民民主专政》。”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自发地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应邀参加了这一盛会。钱氏后来即为“说明人民政协的意义和记录人民政协的成果”，撰写了“统一战线？人民政权？共同纲领”一文。
到了1949年10月1日，钱端升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对此，钱端升是感恩戴德、热血沸腾的：
1949年10月1日，我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看到象征着中国真正独立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威严的声音，不禁热血沸腾。我意识到，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昌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将会不知疲倦地从事祖国需要我做的工作。
此后不久，钱端升又当选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除此之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三 “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
除了担任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之外，1950年钱端升还被推选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务。相对于大多数在1949年之后靠边站的知识分子而言，钱端升可谓顺风顺水。
从1951年9月份开始，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发起，京津二十多所高校教师三千余人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开了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先河。1951年，钱端升参加了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现场观摩土地改革，回学校后，向北京大学政治系的师生谈了心得体会。1951年11月20日，钱端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一文。
钱端升在这篇文章中，全盘否定了自己：
不但在解放以前我的教学工作基本上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是遵循着资产阶级的思想道路的，客观上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即在解放以后，因为我的旧思想意识仍然存在，我在北京大学工作，在很多的方面，仍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
按照钱端升本人的看法，其“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作风”，表现在这么五个方面：第一，“我没有认真将功课教好。” 第二，“我没有好好地联系群众”。 第三，“我没有很好地团结同仁”。 第四，“我对法学院院长一职坚持辞去也近一年之久”。 最后，“从我对
北京大学的校务的处理中，我也充分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不良思想和作风。”
在这篇文章中，钱端升还以较大的篇幅把揭发和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汤用彤、蔡元培和胡适。钱端升指出：“比我负更大作用的是前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先生”， “汤先生向来是明哲保身的，与人不争的，对疑难之事也轻易不表示可否的。在他的领导之下，北京大学长期存在着的自由散漫基本上是没有被纠正的。” “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