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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永恒的，谁也没有毁坏它的权力。保留这些东西有利于防止生活被强大的外力异化，有利于防止自我的迷失，有利于延长文明的寿命（人类文明随时有被人类自己毁灭的可能，这绝非危言耸听）。生活有其自身的美学追求，保守那些永恒的价值就是保守生活原本的价值，说白了，就是保守人类自己。遗憾的是中国人缺乏这种保守意识，他们只是在有古董的场合看重年轮的价值，在其他场合则把年轮抛在一边，刻意追求外表万花筒般的变换。
诗歌艺术
中国不乏关于诗歌艺术的变论，归结起来有“推陈出新”、“翻陈出新”、“去陈出新”、“吐故纳新”、“标新立异”、“别树一帜”等。其中有内容求变的一面，也含有形式求变的急躁的一面。形式求变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诗经》、楚辞是以偶言（四言、六言）为主的杂言体，汉代发生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四六言句式被纳入到赋体之中，而诗歌渐渐走上了奇言（五言、七言）的历程。经历唐朝鼎盛时期，诗歌渐趋式微，宋朝时兴词，元朝时兴曲，明清时兴小说，二十世纪之后自由体新诗占据了诗坛的绝对统治地位。变，本身未可厚非，顾炎武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变论：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在关于内容需变的经典论述中，很难找到出其右者。可惜，顾炎武没有发现中国人所喜欢的变是改变诗歌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总结文体始盛终衰现象：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这段论述被许多学者视为经典，用以说明中国诗歌文体“始盛终衰”的原因。内容上无法超越前人，遂打起了改变体裁的主意，终究改变体裁要比改变内容容易得多。无疑这是“始盛终衰”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求变的强烈欲望，不仅是诗歌，其他艺术形式也无不处于剧烈变易之中，而且很少出现“吃回头草”的现象，像苏东坡《前赤壁赋》那样脍炙人口的赋体散文，在苏东坡之后再也见不到了。此外跟诗歌紧密相连的“乐”也激烈地变动着。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雅乐，“诗三百”孔子都曾“弦歌之”。可见，那时诗歌与风、雅、颂进行了成功的合作，称之为“雅乐”是一种以部分代全体的习惯性归纳。楚辞则是与楚乐结合。汉魏六朝，清商乐取代了雅乐，产生了所谓的乐府诗，曹丕的“援琴鸣弦拨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燕歌行》）就是这种结合的生动写照……雅乐到唐代完全失传，清乐失传年代不详，但唐代盛行宴乐，可以判断，清商的寿命不会比雅乐长。现在，诗歌与音乐早已彻底分家了。
二十世纪初叶，新诗取代了旧体诗。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尖新峭别，自成一体，轰动一时，曾被视为新诗之代表作。“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然而郭诗仅仅“阅”了一代人，还没有“阅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神州大地曾掀起过全民写诗的热潮，诗歌变为随意的宣泄与解嘲。至“文革”，诗歌变为诸如“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之类干巴巴的口号，完全违背了“诗贵虚灵，不贵滞实”的基本原则。九十年代前后朦胧诗大行其道，乃是矫枉过正的产物。再往后就是一片喑哑了，诗坛应了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谶语。
不妨横向看一看世界诸国。当年莎士比亚所使用的十四行诗至今仍是流行的诗体，美国惠特曼当年如何写诗，现代人还是那样写诗。日本的俳句、短歌丝毫未动，仍是文人雅士笔下的玩物……在他们那里，诗歌形式几乎是永恒的，变换着的是诗歌内容。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内容不变，形式却走马灯似的变个没完。变到最后——诗歌彻底消失了。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日久生厌，就此思彼，弃良就莠，弃巧就拙，这一切都是几千年前种下的宿因所致。对于文化遗产，玩够了就扔掉——这是几千年来先人留下的积习，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
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就早已铸就了，简单概括就是在变动中把握事物、认识事物。《易经》者“变经”也。卦就是一种变术。通过卦象可以窥视无涘无涯的世界。《易经》廓清混沌，为中国人提供认识世界的武器，功莫大焉，然而也存在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问题：《易经》讲变有余而讲不变不足。中国有关于“变”的经典，而没有关于“不变”的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缺陷。中国人只掌握了半个认识论，并以这半个认识论对付整个世界，问题于焉而生。
总的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于不变中求变，换言之，是以变换求稳定，以小变维持大不变。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人能够撼动它。过去流行过所谓“让步政策”说，其实就是以小变求得大不变的具体表现。中国二千多年大一统皇权专制，始终没有发生过大变，就是因为变的冲动还未蓄积起来就已经耗散在小变之中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改革家，同样无一例外地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兴皇帝也都是改革家，就是末代皇帝也大多是改革家。明末崇祯皇帝实施了多项改革，但是用这些改革之水去扑灭全国各地的暴动之火，无异于杯水车薪。清末西太后虽被讥为保守派代表，实则是个改革者。她的改革事项极多，甚至还制定出了实行宪政的方案——可惜，她手中挥动着一把尺子，凡出了格的大变，格杀勿论！所以，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诸如明治维新那样真正的社会变革。
这种思维方式阻碍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事半功倍的思维方式应该恰恰相反，是将剧烈变化寓于不变之中，尽量保持文化的形式，进行实质性变革。英国的光荣革命，没有硝烟弥漫，但其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杀得天昏地暗，哀鸿遍野，社会却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步。
中国人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儒法道释的著述中。这些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重特殊而轻一般，重内敛而轻外释，重文字文化而轻脱文字文化，重实绩而轻精神，重感性而轻理性……这一共同特性派生出许多性质相近的价值观。比如由“法先王”派生出了对人格示范价值的推崇。历代帝王都要树立人格范式，以供全体效法。有意思的是，效法对象是不断变换的，而且周期极短，但人格示范的做法却悠长得让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尚变而又保守，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无关紧要的“变”给了事关重大的“不变”以最巧妙的掩饰。“文革”十年，天翻地覆地变，但醒过来一看，世界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而我们却大踏步地倒退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该变的东西纹丝未动。
当然，中国也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变，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如1905年废除科举就是罕见的一例。科举本无罪，罪在科举中的腐败，剜除了腐败，科举照样还是好东西，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不，非要把科举连根铲除，非要恢复大官孵化小官、老官孵化新官的“乱点鸳鸯谱”的旧制不可，结果只是使我们与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无缘。
变与不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律背反，它像头顶上的乌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拨开乌云的第一步是了解。
古人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任何国度，启蒙都是文明的首要步骤。对于中国来说，最该启蒙的莫过于厘清由变与不变搅在一起所形成的历史的谜团了。作为中国人太应该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了。中国人的第一特性就是喜欢变，第二特性就是喜欢固守不变。了解了这一点，才算真正了解了中国人。频繁的“变”引起怀旧；持恒的“不变”引起躁动。当今普遍弥漫的怀旧与躁动情愫就是变与不变的反拨，表现出人们对于变与不变的一种渴求。
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
“变”把作为民族聚合体的中国人弄得支离破碎，以至于我们无法描述由古而今的“汉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许多人怀疑：究竟存在不存在由古而今的“中华民族”；“不变”把我们与世界隔绝了起来，使我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与世界格格不入。
到了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旷日无雨，赤地千里，最需要的是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最需要的是阳光。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解除关于变与不变的咒符，解构该变的（质文化），保守不该变的（形文化），以使我们中国社会真正成熟起来、进步起来，做到既传统又现代，既守旧又革新，既谦卑又高傲，既淳朴又文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廓清几千年的文明遗产，抛弃那些消极的质文化，继承那些积极的形文化。在质文化方面，我们要向世界靠拢，和最先进的国度保持同步；在形文化方面，我们要保守住国粹，虽千金而不易，像张扬个性那样张扬这些优秀的民族魂。
走出变与不变的怪圈，让历史与现代共舞。
注释：
〔1〕参见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