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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女性的网式思维也跟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有关。原始的人类祖先在捕猎大型野兽时，男人必须精力集中，那些不能全神贯注的人不但不能攻击到猎物，反而有被抵伤、被践踏或被吃掉的危险。这样，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逐渐演化，男性的大脑结构慢慢地筛去了边缘思想，注意力的集中性慢慢地增加，导致他们形成一步接一步地做出决定的思维方式。而女性的网式思维能力也来自于她们在原始时代的工作性质，她们在恶劣条件下养育婴儿，需要同时做许多事情，比如要看孩子周围是否有蛇，注意是不是打雷下雨，尝尝食物有没有毒，摇摇困了的孩子，给闹脾气的打打岔，教教好奇的，安慰胆小的，喂喂饿了的。同时还要给火添柴做吃的东西。这样，妇女在养育婴儿的过程中，需要在心理和身体上巧妙应付，从而形成了突出的关联性思考问题的才能。
女性的网式思维无疑在处理复杂的难题时，占有极大的便利。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不得不权衡和综合越来越多的因素。女性关联性地思考问题，显得越来越有价值，其网式思维使得她们在解决问题时更集中于整体而不是局部，能权衡更多的变化因素，考虑更多的取舍，探求更多的选择并时刻注意新问题的出现，这样就能为决策带来均衡和创新。女性头脑的灵活性，在未来的全球市场中将会变成重要的财产，因为为了不至于落在竞争对手的后面，公司必须能够迅速并经常地改变计划、产品和服务，妇女固有的头脑灵活性成为制订计划的有力支持者。妇女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适应了长期性思考，正如派克谈到的：“一个聪明的女人需要用十八年的时间才能使儿子成为男子汉。”妇女为遥远的将来发生的危机进行安排时，这种训练使她们的大脑演变出错综复杂的结构，使她们天生就比男人更为经常地采取长期性观点。
总之，妇女有自己天生的网式思维的才能，她们具有灵活性的头脑，她们的直觉、广阔的关联性、长远的眼光以及她们的想象力，使得她们拥有改变世界经济的与生俱来的能力。
海伦·费希尔仔细审视了男女之间的具体差别，充分利用生物学上有关大脑的资料，以及各种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材料，探索了男女在生物学上的演变原因。她利用人类学、心理学、性格形成学，以及其他行为和生物科学的根据进行阐述，说明女性的特殊才智是怎样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她论证了女性对传媒、教育、服务行业、法律、医疗、公司企业、政府以及民间组织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而现实生活确实如海伦·费希尔所描述的那样，妇女在广泛的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大部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妇女现在和男人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大学中的女生人数已开始超过男生，中国很多大学的某些专业女生也占绝对优势。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公司中，百分之四十的中层管理人员是女性，并且她们兴办的公司更可能站得住脚。在美国出版的书中，有一半是妇女写的，而且在各国的文化领域中，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从广播中听到的和从报纸上读到的也越来越多地出自妇女之手。
更令人振奋的是，妇女的权力在一些非政府、非赢利的民间组织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妇女们把她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她们的同情心以及她们看问题的全面态度运用到解决那些最令人恼火的社会和环境中去。妇女为了自身及整个人类的发展不断努力着，她们不断创造条件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如妇女1975年在墨西哥城、1980年在哥本哈根、1985年在内罗毕、1995年在北京已经集会讨论了妇女面临的一切问题。更重要的是，妇女在联合国大会上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环境大会上、在1993年维也纳的人权大会上、在1994年开罗的人口和发展大会上，妇女都是强大的参与者与倡导者，她们在政策的决断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政府在《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中提出，中国政府要求在1995年前，全部的县和百分之五十的乡镇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女干部，在2000年前，要实现各级领导班子中至少要有一名以上女干部，以保障妇女特殊的利益和要求。中国政府还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中女代表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并要求逐步提高这个比例。在报告中，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以支持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在资金、物质、信息、社会统筹等方面予以优惠政策。
从上述这些事例中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印象：妇女获得全面解放的时代终于到了，妇女已经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超越出来。难怪海伦·费希尔在序言里开玩笑地说，女人的性别就能决定妇女是“第一性”的。她说：“‘女人’是主要性别——是第一性。你必须添加化学成份才能得到个男人。这样，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的第一性正在形成经济和社会生活许多领域中的第一性。”
正是对女性的前途充满乐观的自信，海伦·费希尔在结尾中写道：
妇女在大踏步前进。她们抛掉了第二性的地位，这是几千年前农耕时代确立时为她们铸就的角色。她们的水平——以及领导地位——将得到提高。她们正在企业、教育、专业、政府和民间团体中获得有影响的职位。她们在某些经济部门中占主导；她们是第一性。她们也已经开始表达自己的性愿望，重新界定浪漫和家庭生活。当代妇女像冰川一样缓慢地切割出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前景，建造一个新世界。
我相信，这个世界将超越第一性或第二性的概念。我们正在逐渐一点点地向一个真正合作的社会、一种全球文化前进；那时，两性的优点都得到了解、重视和利用。二十一世纪可能会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看到两性作为平等的人共同工作和生活的世纪。男人和女人本来就应该这样生活，男人和女人在人类卓越的过去的如此多个千年中确实就曾是这样生活的。
确实如海伦·费希尔所说的那样，从现实中来看，现代的女性的确比过去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更能干、更有趣。女性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她们天生的才能，男人和女人也正在建立起一种和睦亲切的关系，女性以一种全新面貌正获得真正的男女平等，人类的前途正朝着合乎自然的、充满乐观的进程中发展。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里通过分析妇女自童年至老年的身心发展过程，论述了妇女在“男性中心主义”社会里的依附性、边缘性，指出了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第二性》一问世，即刻就轰动一时，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3〕。它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妇女基于现实中的男女不平等，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女权主义运动，至今依然方兴未艾。
尽管海伦·费希尔乐观地认为，波娃所写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纵观当今妇女生活实况，虽然妇女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地位明显得到提高，但仍旧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在世界范围内，男人在政治权力方面仍旧占据绝对的优势，妇女一直被排斥在政治权力机制之外。在世界各个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层中，妇女很少有超过百分之十的席位，在许多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当中完全没有女性。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5年对联合国成员国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妇女只有在冰岛、爱尔兰、尼加拉瓜和斯里兰卡担任了总统职位。同一时间，妇女在孟加拉国、挪威、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土耳其和小小的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任总理。在二十世纪，总共只有二十二个妇女做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即使是在妇女做了国家或政府首脑的少有情况下，男人也占领着她们周围的绝大多数高层职位。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东欧各国，自体制变更之后，妇女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它首先表现在参政水平上——东欧各国议会中妇女议员比例急剧下降；其次表现在关系妇女生育权利的人工堕胎法案方面——妇女掌握自己身体决定是否堕胎的权利被剥夺；第三表现在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方面——妇女面临着失业危机与再就业困境；最后表现在对妇女不利的机制边缘化方面，妇女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了。这种情形在罗马尼亚表现得最为突出，即在其1990年的选举中，议会中女性成员的比例从三分之一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五。其他国家的情形也大体差不了多少，在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从百分之二十九点五下降到百分之六，在保加利亚，从百分之二十一下降到百分之八点五，在匈牙利，从百分之二十点九下降到百分之七。波兰在1991年选举之后，女性议员从四百六十位减至到四十四位。妇女失业现象更是普遍存在，罗马尼亚1990年登记在册的失业者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妇女，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及阿尔巴尼亚，妇女大约占失业者的百分之六十。在前民主德国，妇女失业率从1989年至1991年之间上升了五倍。失业正急剧地影响妇女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正不断地破坏她们的家庭关系〔4〕。
在我国，一些基层领导机构中妇女人数，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各地换届选举中，比例都一度下降。虽然经过政府努力，下降趋势基本得到控制，但许多妇女干部从政抱负和参政意识不高。据调查，中青年女干部中有百分之二十不能胜任现职工作，更令人吃惊的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女干部安于现状，不求升迁。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妇女陷入到就业的困境当中，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