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感觉不出应对受害者——犹太人的死亡负责。这种专业化的分工不仅减轻了施虐者的负罪感，也使德国整个民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犯罪之中。
现代社会中的社会管理“工程化”趋势，也使纳粹德国以非常冷静的方式屠杀犹太人。“工程化”是指人们把人类社会看作是可以以某种标准设计和规划的某项工程，而意识形态往往就是这种工程的主要标准。纳粹德国的整个社会蓝图就是把德国改造成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目标的产品。在纳粹式德国的“大花园”中，不允许有任何旁逸斜出的杂草。纳粹各级“园丁们”随时在割除着杂草，而犹太杂草就是园丁们要重点修剪的对象。为维护和纯洁人类，犹太人和其他劣等民族应被限制或消灭。纳粹高官希姆莱在1941年11月曾对他的按摩师弗里克斯·科斯顿说：“我知道‘最后解决’将带来痛苦，但美国人过去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消灭了只要求在自己故土上生存的印第安人。伟大的悲剧就是踩着尸体开创新的生活道路。土地只有经过净化之后才结出丰硕的果实，我正肩负着这个沉重的责任。”〔22〕从纳粹的意识形态来讲，战争即是高级种族之间的最后冲突，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纯洁雅利安人种。在战争中消灭可鄙的、低级的犹太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这种“伟大社会工程”中，纳粹意识形态代替道德成为评判个体行动的标准，每个社会成员都得为此作出奉献，屠杀犹太人就是实现纳粹意识形态目标和证明社会成员忠诚的主要手段。犹太人已被异化为一种害虫和细菌，消灭害虫是不会有任何道德障碍的。
全欧洲的犹太人终于被网罗到以纳粹德国为代表的、由现代国家编织起的密不透风的杀人之网中去了。反犹理论的现代生物学基础、屠犹的现代技术手段、高度细密的现代社会分工和纳粹德国拥有的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它们无不在“现代性”中诞生，也无不脱胎于近代理性之中。这种现代性因素不仅使中断大屠杀进程的内部因素丧失，而且使在“最后解决”的短短五年中，犹太民族丧生五六百万人。如果按照每天屠杀一百五十人计算，要想消灭六百万人需要一百多年。但纳粹仅仅只用了四年，这是传统社会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可以有把握地说，没有现代性，就没有大屠杀。这一结论会使史学家们感到惊异的。长期以来，大屠杀要不被放在“犹太人问题”标题之下——从犹太人长期以来的亡国历史、鲜明的民族特性和顽强的宗教信仰等犹太独特性来研究大屠杀；要不就是在德意志特殊历史中回旋——德国文化的内在矛盾、德国民族的专制性格和德国特殊的国内环境。尽量使大屠杀“特殊化”为犹太或德国的问题，确实阻止了使大屠杀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人类问题，以至于大屠杀的独特性掩盖了大屠杀的常规性和普遍性。但这种“犹太性”或“德国性”仅仅使大屠杀涂上了一层或薄或厚的色彩而已。这种色彩可以是白、黑、黄、红中的任何一种，大屠杀的对象也可由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换成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人，卢旺达境内的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任何集团、任何种族都可成为大屠杀中的对象。大屠杀从这一意义而言具有普遍性。把大屠杀从狭隘的民族牢笼中驱逐到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舞台中来之后，我们会发现大屠杀竟是由现代性理念、现代性角色和各种现代性舞台道具共同打造出的一出现代性活剧。在这场现代经典剧目中，我们的父辈曾经做过主角，而我们现在仍然继续着他们的角色。大屠杀的经验包含在我们现代人类的生活中：道德无力、正义缺失和良知泯灭。
欧洲战争结束了，世界从纳粹的恐怖和压迫下获得了解放，和平降临了大地。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长眠于冰冷墓地后得到的永久安宁，犹太人以五六百万的性命换得了四年后以色列共和国的成立；对于欧洲来说，是乱云飞渡后的从容不迫，自由、博爱和人道与现代欧洲政治自此几乎相始终；对世界而言，大屠杀所包含的普遍意义足以警示后人：使犹太民族几近绝灭的现代性条件在当代并未消除，它们就存在于你我的日常生活中，潜伏于你我钟爱的现代性中。如果说战胜纳粹是取得一场反击邪恶势力的巨大胜利，毋宁说它只是一场目前还远未见到分晓的胜利。
注释：
〔1〕〔22〕（加）安德烈·希里索：《盖世太保秘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29、141页。
〔2〕〔3〕〔5〕〔6〕〔7〕〔8〕〔10〕〔14〕〔15〕〔17〕〔18〕Unanswered
Questions，New York；1985；p。67、68、86、67、68、146、56、15、56、109、215。
〔4〕（以）阿巴·埃班：《犹太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页。
〔9〕Gerald Fleming：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California；1984，p。44。
〔11〕Klein James：The Holocaust and the Jew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56。
〔12〕〔13〕〔16〕（德）《纳粹集中营》（中译本），军事出版社1987年版，第220、222、42页。
〔19〕《钱伯斯百科全书》中的“犹太史”条目，转引自《新编剑桥近代史》（中译本）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页。
〔20〕Raul Hi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Chicago；1961；pp。342～645。
〔21〕（英）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 吴明明
公元1074年正是北宋的熙宁七年，一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焦躁气息的年份。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这实在令王安石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皇帝神宗赵顼更想不明白——“富国”、“强兵”，这变法多好！怎么竟会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葸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那时，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蹙眉难展。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试想，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