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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郭嵩焘出使西洋，亲眼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实际情况，印证了《瀛寰志略》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述，在给国内的信中感叹地说：“徐先生未历西土，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谋远虑加人一等者乎？”
此外，康有为、梁启超、丁日昌、薛福成等重要维新人物，都从《瀛寰志略》中接受了新的世界观。因此，说《瀛寰志略》对中国人认识世界起到了启蒙作用并影响了一代维新人物是不过分的。书中对许多国名、地名、人名的译法，还一直沿用至今。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周宁先生说梁启超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进京参加会试，返回途中在上海购得《瀛寰考略》书，实际上应是《瀛寰志略》。
苏格拉底的“鸡”
？ 张家俊公元前３９９年，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吕孔三人对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指出公诉，指控他“信奉异端邪说”，“毒害青少年”，要判处他死刑。在所谓的雅典五百人陪审法庭上，苏格拉底没有屈辱求生，而是一如既往地宣传他的思想，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他说道：“如果你们处死了我，你们不易再找到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尽管这种说法显得很可笑，但确是实情：神特意指派我到雅典城邦，这个城邦就像一匹巨大的纯种马，因身体庞大而日趋懒惰，需要马虻的刺激。神派我到这个城市就是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于是，我整天到处不停，刺激、说服、谴责你们每一个人。”〔１〕最终，苏格拉底还是被陪审法庭判处服毒死刑。在法庭上苏格拉底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千古回响：“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２〕但由于此时雅典城邦派船到洛斯，根据传统只有在船从洛斯平安归来后，才能执行死刑，因此，他才得以在昏暗的牢房里多呆上几日，给世人留下智慧的对话，经柏拉图整理成的《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流传千古。
他服毒后，临终嘱咐身边的陪伴者克里托的一段话，《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在中国有多种译本，原意也就无法确定了。胡适曾经是这样译的：“克里托，我欠阿斯勒庇俄斯一只鸡。请你替我把债还上，好吗？”〔３〕这样的译法较为普遍，把阿斯勒庇俄斯当作一个人，说明他们之间只是一种世俗的交往。照此理解，苏格拉底只不过是一个讲信用的人而已。胡适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２日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对师生们讲演《传记文学》时，对这段话又重新这样翻译：（苏格拉底）“嘱咐他的学生说：‘我在药王——医药之神——前许过愿，要献他一只鸡。’他的学生说：‘一定不敢忘记’。”〔４〕然而这里所反映的已不是一种世俗的诚信，而是苏格拉底对神灵的敬畏。胡适在１９２６年的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的那段翻译错了。他从Ｒ．Ｗ．利文斯通博士那里得到一本《希腊的庆典》，才知阿斯勒庇俄斯是神而不是人。最初在荷马的著作中阿斯勒庇俄斯不是神，只是一个不错的医生。他是阿波罗和科洛尼斯的儿子，随马人喀戎学医，后来练就到起死回生的技艺。宙斯因他扰乱神定的秩序，一霹雳将其击毙。赫西俄多斯把阿斯勒庇俄斯当作英雄来歌颂，到最后变成了受人敬奉的医神。据说，患者只要在阿斯勒庇俄斯的神殿里献祭一只鸡，就可得到治疗，减轻痛苦。苏格拉底之所以要他的学生这样做，是希望自己醒来时，能安然无恙。于是，胡适在日记中感叹道：“然一个绝代好汉，到头来这样露出小家相来，未免煞风景！”〔５〕苏格拉底主张肉体易逝，灵魂不朽，同时认为，智慧和知识是人的灵魂。所以，他在去世之前向医神许愿献祭一只鸡，以保佑他在另一个世界里无痛苦地复活。在那里，他能见到正义的法官米诺斯、雷达曼托斯、埃阿科斯；还能见到智者荷马以及他所崇敬的老师。一只鸡，非但没有让他显出“小家相”，反倒更使他显露出哲学家天真、执着与浪漫的本性。一只鸡，也没有让他“煞风景”，他的率真，就像他当石匠时留在雅典卫城的石雕，是人类的极品。正因如此，他才笑对死神。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有了这只鸡，才使他血肉丰满，充满灵性。胡适也许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传记文学》中称赞这篇传记“可算是世界文学中最美、最生动、最感人的传记文学”〔６〕。
最近旧刊重读，《书屋》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魏得胜《另类人生：苏格拉底与傅雷》一文，引用苏格拉底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勒庇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７〕这段引文出自于罗林平译的《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但该书注释阿斯勒庇俄斯为医神，可是魏得胜仍然误将医神当成一个人。他这样写道：“苏格拉底死前没忘了嘱咐他的学生还人家公鸡，傅雷夫妇‘了结’得就更细致了，他们甚至还想到了为自己准备五十三元三角的现钞火葬费。”〔８〕证明魏先生确实误读了阿斯勒庇俄斯。然魏先生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评述，别有新意：“但最终，苏格拉底的英勇赴死，还是使雅典的民主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骂’。”〔９〕注释：〔１〕〔２〕〔７〕余灵灵、罗林平译：《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３、８１、２３６页。
〔３〕〔５〕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第四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６８、４６９页。
〔４〕〔６〕《胡适文选·读书与胡说》，北京燕山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０５、４０５页。
〔８〕〔９〕《书屋》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第１４、１４页。
心灵史的展示
——读《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
？ 吕汉东
著名现代女作家谢冰莹在中国大陆“失踪”三十多年，与其说是时间错位，还不如说是由于流动的时间被理性疏浚的必然结果。作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湖南女性作家三杰之一的谢冰莹，像一座巨大的冰山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从大陆逐渐浮出水面，引起许多学者研究的兴趣，李夫泽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北大、北图及谢冰莹的故乡搜集大量关于谢冰莹的资料的基础上，先是发表关于谢冰莹的研究论文，接着出版了学术专著《湘中现代作家研究》（其中对谢冰莹的研究占了一定篇幅），又在深化与拓展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从“女兵”到教授——谢冰莹传》（下称《谢传》）。从此，中国大陆终于有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谢冰莹传》。
人的历史是无法还原的，任何一部传记都无法还原传主的历史，只能最大限度地“靠近”传主的历史而已，尤其像谢冰莹这样一位有着传奇而复杂经历的作家，还原其历史更是不可能的。《谢传》的作者夫泽深谙这个道理。为了最大限度地“靠近”传主的历史，他在掌握了大量关于谢冰莹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深思熟虑，厚积薄发，紧紧地抓住了谢冰莹的心灵史进行深挖探索，可谓抓住了传主的灵魂。
谢冰莹是一位特立独行、有人格魅力、经历传奇而复杂的作家。她从小就表现出叛逆的个性，从少年时代便不喜欢阴柔妩媚之美，而崇尚阳刚悲壮之神，不喜欢《红楼梦》，而偏爱《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极具叛逆性格。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像一位斗士一样，与封建势力斗，与帝国主义斗，与堕落的环境斗。她经过三天不屈不挠的绝食斗争，赢得了入小学读书的权力；她敢于同封建势力斗，公然解开裹脚布放了天足；十四岁时因参加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十五岁发表《刹那的印象》，对当时的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批判；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四次逃奔；她以一个少女之身毅然弃文从戎参加北伐，与封建军阀斗。抗战爆发后，她再次从军，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并自任团长，跑遍大江南北；留学日本期间，因拒绝朝拜溥仪被投入监狱……总之，这种叛逆性的硬骨头精神，贯穿于谢冰莹大部分的人生历程中，成了她性格的核心。这种具有叛逆性格的“硬骨头”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谢冰莹的遗传因子中就有一种反抗的种子，这种性格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感召下，得以日益凸显。而她所生活的“梅山文化”环境的熏陶，对她的“硬骨头”精神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梅山文化最大特点是使个体具有顽强拼搏精神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意志。这种文化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梅山人，孕育着诸如谭人凤、陈天华、方鼎英、成仿吾等一批具有反抗精神的杰出人物。
谢冰莹在长达九十五年的漫长人生历程中，经历了太多的痛苦、磨难、饥饿、婚变、坐牢等寻常人难以忍受的摧残折磨，也饱尝了客居他乡异国的寂寞与孤独。从少年时的激进抗争，到中年以后的消沉，再到老年时的皈依佛门，《谢传》勾画出谢冰莹一生的心灵历程和人格发展轨迹。夫泽把谢冰莹的思想以１９４８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在大陆生活时充满革命激情，具有很强的战斗精神，后期去了台湾，思想发生急剧转变，消沉、矛盾、悲哀，以至皈依佛门。到美国后，这种情况更甚。
风格即人，文如其人，作家的生活史与作家的创作史是一致的，作家的风格正是作家人格境界的体现。《谢传》在展示作为人的谢冰莹的心灵史的同时，也真实地阐释了她的创作史。在北伐行军中的谢冰莹，利用行军、作战、作群众工作的间隙，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想的，统统写在日记里”，又由于意识到自己随时有牺牲的可能，便更多地利用这支笔写下一些轰轰烈烈、悲壮伟大的革命故事来，以反映当时青年们是怎样地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