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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葛思德个人收集中国书籍之开始。后来有人寻思“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之兴起，发现这完全是由于一小瓶中国“定州眼药”而促成。这话其实并不为过。在义氏为葛思德所购买的这些书籍中，仅医药方面的就有五百多种，近二千册。与此同时，葛思德对中国的其他书籍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后来竟演变成一种投资，同时也是他个人在经济上一项不小的负担（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出现“大恐慌”，葛思德的财务状况有所拮据）。不过，一个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兴趣，尽管引发之因或许有点微不足道，但无形中却又是在孜孜以求地构建中国文化传递、交流、传播的“功德无量”之事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义理寿这个人。这是一位对中国文化有着异常深厚情感的人物。他后来为了替葛思德购买中国图书，竟辞去公使馆海军武官一职，娶了一位满族中国女子为妻，并以妻子的名义在北京购置一所房子，从此专心从事中国图书目录编注的研究工作。义理寿原为国际一流的刑侦专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与之过往甚密。袁先生曾对友人说过：义理寿可以凭借放大镜对其手指之用力进行科学分析，当众表演判断一个人是否用了两台或三台打字机所打出来的文件，而且“屡试不爽”。后来义氏将这种“精确技术”运用于对中国书籍及版本的研究之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若干年前，我读过一本著名目录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的文集《冷庐文薮》，其中提及他曾经受聘（１９４６年）研究过葛思德图书馆中的中国善本。王重民对义理寿的目录学研究评价甚高。他说：“我已经又把义理寿所做项目的英文注解（自１０２９～３７０７）审查过了，我觉得他对中国目录学是非常的优异。在注解中，他几乎没有发生一点错误……”并且认定葛思德所收藏的这些中国图书有着极高的价值。“在所有我曾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指美国，作者注）审查过一千五百个图书项目。我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在美国的二千七百个书目加以审查，我已发现葛思德收藏的Ａ部分（古典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Ｄ部分（文艺写作）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这样足够证明葛思德收藏的价值了。”１９２６年，经由葛思德购买、义理寿整理过的这些中国图书暂时被存放在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内，后正式开放为“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共有二百三十二种项目，包括图书八千册。到了１９３１年，葛思德的收藏已增至七万五千册（义氏为他购买图书的工作此时基本上已停止）。１９３７年，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得到洛氏基金会之助，获得了葛思德以上的部分收藏，并被辟为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这时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系陶德先生（ＨａｒｏｌｄＷ．Ｄ０ｄ），他是葛思德的一位朋友。葛思德后来致信陶氏表示要将自己所有收藏的图书都卖给普林斯顿大学，陶德先生不置可否，无法认定这一大批中国图书价值几何，遂请胡适先生出面加以鉴定。对于医书部分，非胡适之所长，但博学的大师对此并不陌生；而国学部分，他“知道的当然很多”。胡适认为这些医书虽皆出自于中国，可是当时任何一家中国图书馆并没有像葛思德这样集中地收藏起来。他建议陶德校长不妨考虑这件事情。陶德先生欣然接受了胡适的这一建议，但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胡适先生必须出任这个图书馆的馆长，“以谋继续发展”。胡适在其任上审查过义理寿的目录编注，对此留有深刻印象。他曾经以１３３７和１３３８号这两个项目的注解为例，以此来证明义理寿的研究方法是“优异的”。这两个专案为两套清朝选集，即“武英殿聚珍版重印丛书”。由于这些书系分别排印并刊行二十余年，一般人很难将之搜集成全套。曾任国民政府北京交通银行总经理、藏书家陶湘先生说过：“……这套丛书的单本时常发现，可是整套迄未被藏书家获得……仅有最近收藏家缪荃孙先生经过一生寻觅，才找到一套英武殿聚珍版一三八种原书。”在义理寿的英文注解里，特别叙述了在搜集这套丛书时的“重重困难”，他本人就是从中国近代图书馆之鼻祖、号称“艺风老人”的缪荃孙先生手中才购得这套丛书的。不过，这肯定是在１９１９年之前的事情了，因为缪先生寿终于此年隆冬。陈纪滢听童世纲介绍说，这套丛书当时在世界上仅有五套，义理寿竟收集到其中的四套，而第五套现存于北京故宫内。义理寿不仅果断地以高价购下此书，而且能够细心考证与分辨各省版本与原版的异同所在。义理寿在给葛思德的一封信中这样说：“当这些书（除去前四种八卷是在活字体以前，用木板印成的）及活字体印刷时，最后校正发现每本书都有些错误。这些错误用通常方法加以改正——把错字删去，在空白处粘上一张小条子，上边用一个正确的字代替。各省重印版是拿原版作模型，所以除非这个版是按照有错字的版本刻的，否则，它里边是不会有错字的。……所以省版没有错字，是很容易发现非原版本。”正是基于这种实证推断，义理寿仔细审读了所购第一套全书中将近三万七千六百个双页，列出了二千多处这样需要改正的错误，并注明卷、章、页、行与每处的字数，从而确定“武英殿本校阅者的姓名，刊在每一双页的边上中间，并且如有错误未被发现，负责人要受到规定的处罚。因此，印刷的改正是原版的最佳的证据”。之后，义理寿又全力购得三套全书，其中一套是替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代购的，第四套拟以两千美金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但未被接受。不过，义理寿这种悉心考证、“从小处着眼”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当年所提倡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之态度相去不远，因而受到胡适的赏识和认同。王重民先生也称赞义理寿“中国目录学的知识格外优异”。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军下令拟将义理寿囚禁至山东境内。由于此时义氏染病在身，不能成行，便由中国朋友向日方代为说情，最后方才获准暂时滞留在北京。１９４８年９月，义理寿在北京因病故去，其大量的私人藏书无端流失，“散无踪迹”，实为憾事矣！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大量藏书中除有较为完整的中国医学、药学方面的书籍之外，存有明版书籍则亦为一大特点。这主要缘于当时义理寿所作出的一个聪明决定。在葛思德有限的资金下，义理寿认定此时“如果与中国和日本书商做宋明版书籍的搜求竞争，简直是桩绝对愚蠢的事”。于是他集中目标与资金，以搜求明版书籍，而且走的是从私人藏家那里获求的这一捷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的明版书在当时已近有二万四千五百多册。在这些众多的明版书籍收藏中，虽然今天我们无法挑出哪一种来高估它们的价值，但这些书籍确实代表了中国明代印刷术的技术水平，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书籍印于景泰末年之前，且大部分是朝廷官印的各种版本的儒家经书与佛经。更有十七本加标点的佛经，是在１３９９年刻板印制而成，在当时也是颇为少见的。在这些明版书中，既有宫廷版、北京与金陵两个大学的版本，又有各省与地方衙门版本、私人家藏版本与商业版本等，其中印得最为精致的一本就是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所撰的《乐律全书》（１５９９年）。人称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全书共四十七卷，涉及律学、乐学、舞学、历学、算学等学科，汇集十五种著作而成，包括《律学新说》、《乐学新说》、《算学新说》、《律吕精义》、《施官合乐谱》、《乡饮诗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律历融通》等。文字部分约有六十万字，占全书的一半左右，其余均为乐谱和舞谱。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内，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称其“佞宋”，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但王重民先生却认为，葛思德收藏中的若干明版书，恐怕连义理寿本人也无法知道这是全世界现存仅有的书籍之一。此外，这些明版中还有许多在当时因政治及种族等原因而遭致清朝下令焚毁的书籍，如钱谦益的书就是一例。钱氏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善本藏书家，亦为当时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不知何故，钱氏竟遭到乾隆皇帝的憎恨与丑诋。乾隆下令在任何地方只要发现钱谦益的书立当“就地焚毁”。不仅如此，钱氏为他人所写序文甚至友人之间相互来往的书札，也一律遭到查禁。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至今藏有钱谦益于１６４３年所撰的文集。这一年正是明亡前夕。这本文集由那时最好的书法家缮写、最著名的艺术家刻板，被版本鉴定专家们认定为是明代最好的木刻版本之一。这部书共有一百一十卷，为当时的藏书家甘冒抄家丧命之危险而秘密收藏，保存十分完整。由此可见葛思德与义理寿等人敏锐的专业眼光。所以，有人说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就不足为怪了。当时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十万册之众的中国图书，其中约有四万多册均为收藏家的“珍爱之物”。胡适先生曾先后几次翻阅王重民所编善本目录的草稿（三大本），并认真核对过王重民所确认的“善本”总数。胡适于１９５０年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