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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顿认为，对这两个问题的满意的或可接受的解决办法都要遵循以下的先决条件。这个先决条件，我把它叫做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其解决办法必须对自由加以解释，还必须解释自由为什么不仅仅是机遇，而倒是某种几乎任意的或偶然的东西和某种象限制性或选择性控制一样的东西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谓限制性或选择性控制，即目的或标准等，不过那肯定不是一种不可变动的控制。因为很显然，引导康普顿从意大利回来的约束允许他有充分的自由。比如说，选择乘美国船，法国船或意大利船的自由，或者，假如有某种更重要的任务，他还有推迟演讲的自由。
我们可以说，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要求我们对两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符合自由与控制相结合的思想，也要符合“可塑性控制”的思想（我这样称呼它以与“不可改变的控制”作对照），从而限制了我们可接受的解决办法。
康普顿的先决条件，是我乐意而自由地接受的一种限制，我自由而审慎地，并非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种限制，这可以看作是对自由与控制相结合的具体说明，这种结合正是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的内容所在。
XIII
我已经对两个中心问题——康普顿问题和笛卡儿问题作了解释。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进化论和有机体的一种新模型。
所以产生这种需要，是因为现在的非决定论的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些理论是非决定论的，但是我们知道非决定论是不够的，而且不清楚它们怎样逃脱石里克的反对以及它们是否与康普顿关于自由加控制的先决条件相一致。另外，康普顿问题大大超出了这些问题：它们几乎和康普顿问题没有什么关系．虽然这些理论试图解决笛卡儿问题，但是这些理论所提出的解决办法，看来不是令人满意的。
我提到的这些理论可以称之为“控制的总开关模型”，或更简单地称为“总开关理论”。它们的基础观念是，我们的身体是一种机器，它可以从一个或更多一些中央控制点由杠杆或开关所调节。笛卡儿甚至更进一步精确地测定了控制点：他说，就在松果腺里精神作用于人体。某些量子理论家建议（康普顿非常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的精神是通过影响或选择某些量子跃迁而对人体起作用的。然后，象电子放大器一样作用的中枢神经系统放大这些量子跃迁：放大了的量子跃迁操纵继电器或总开关的格状物并最后影响肌肉收缩。①我认为，在康普顿的书中有些迹象表明，他不大喜欢这种特别的理论或模型，而且他用这个理论或模型只有一个目的：表明人类非决定论（甚至“自由”）和量子物理学不一定非矛盾不可。①我认为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是对的，包括他不喜欢总开关理论在内。
① 康普顿相当仔细地讨论了这个理论，特别是在《人类自由》第37…65页。特别参见提及拉尔夫·利利上引书的地方，《人类自由》第50页，亦见《科学的人类意义》第47…54页。值得注意的是，康普顿在《人类自由》第63页以下的评论和《科学的人类意义》第53页，论我们行动的个体性以及为什么它允许我们避免我所说的第二种进退维谷的解释（它的第一种进退维谷是纯粹的决定论），即我们的行动归国于纯机遇的可能性。
① 特别见《科学的人类意义》第viii页以下和第54页，这一节的最后陈述。
因为这些总开关理论——无论是笛卡儿的理论，还是量子物理学家的放大器理论——都属于我所称的“小小婴儿理论”。在我看来，这些理论几乎和小小婴儿一样不吸引人。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知道未婚母亲的故事，她辩护说：“但那只是很小的一个。”笛卡儿的辩护在我看来似乎是类似的：“但那是这样微小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未延长的数学的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精神可以作用于人体。”
量子理论家掌握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小小婴儿理论：“但是它只是用一个量子跃迁，而且只是在海森堡不确定性的范围内——这些不确定性确是很小的——精神才能对人体系统起作用。”我承认，就被指定的婴儿的大小而言，这里也许有一点进展。但是我还是不爱这个婴儿。
因为无论总开关多么小，带有放大器的总开关模型坚定地认为，我们的一切决定要么是仓促的决定（如上述第X节我所说的），要么是由仓促决定组成的什么别的东西。我当然承认，放大器机制是生物系统的重要特征（因为由生物刺激产生或引起的反应能量通常大大超过激发刺激的能量②）；当然，我还认为，一定发生过仓促决定，但是这些仓促决定与康普顿所想的那种决定是显然不同的。它们几乎象反射一样，因而既不跟意义世界对我们行为发生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的情况一致，又不跟康普顿关于自由的先决条件一致（与“可塑性”控制的思想也不一致）。符合所有这一切的决定，通常几乎是在察觉不到地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来的。这些决定是由一种成熟的过程作出的，总开关模型没有很好地表示出这个过程。
②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以至于我们很难描述任何典型的生物学过程，除非这个过程放出或激发储存能。反过来当然就不是这种情况，许多非生物学的过程都有同样的特点；虽然放大器和放出过程在经典物理学上不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却是量子物理学所特有的，当然也是化学所特有的。（激发能量的辐射等于零是一种极个别的情况；另一个有趣的情况是——基本上绝热的——折进的某种无线电频率伴随着信号或刺激的极限放大。）这就是为什么象“原因等于结果”这样的公式（以及对笛卡儿相互作用论的传统批评），早就不用的原因之一，尽管守恒定律继续有效。比较在以下xiv节中所讨论的语言的刺激或放出功能：亦见我的《猜想与反驳》，第381页。
通过思考这个考虑过程，可以为我们的新理论得出另一个提示。因为考虑总是通过试错而进行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尝试和消除错误的方法而进行的：通过尝试性地提供各种可能性和消除那些看来是不适当的可能性。这说明在新理论中可以使用某种尝试与消除错误的机制。
下面概述一下我打算怎样着手进行。
在概括地表述我的进化论之前，首先要表明在特定情况下，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即意义对行为的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的时候，进化论是怎样起作用的。
这样解决了康普顿的问题之后，我将一般地表述一下这个理论。然后，我们将发现，它还包含——在产生新问题境况的新理论框架之内——对笛卡儿的经典身心问题的明确而几乎是平凡的回答。
XIV
现在让我们通过对从动物语言到人类语言的进化的若干评论来探讨一下第一个问题，即意义对行为的影响这个康普顿问题。
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类语言的确以某种方式超过了动物语言。
我要应用并发展我的已故老师卡尔。比勒①的某些思想，用以区别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共有的两种功能和人类语言独有的两种功能，换句话说，两种低级功能和在低级功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种高级功能。
① 语言功能的理论归功于比勒（《儿童智力发展》，1919年版；1930年英文版，第55，56，57页，亦见《语言论》，1934年）。我在他的三个功能中加了一个功能，即辩论的功能（以及其他在这里不起作用的功能，例如劝告与说服的功能），见例如我的论文“语言与身心问题”载于《猜想与反驳》，第295页，注⑦和原文（亦见第134页以下）。动物（尤其是蜜蜂）中存在某种描述性语言的过渡阶段不是不可能的。见冯·弗里斯的《蜜蜂：它们的视力、化学感官与语言》，1950年版；《舞蜂》，1955年版和M·林达尔的《群居蜜蜂的交流》，1961年版。
语言的两种低的功能是：第一，语言象所有其他形式的行为一样，是由表征或表达组成的。它表征或表达发出语言信号的有机体的状态。根据比勒的观点，我把这种功能叫做语言的表征或表达功能。
第二，为了产生语言或交流，不仅必需发出信号的有机体即“发话者”，而且也需要一个发生反应的有机体即“受话者”。第一个有机体即‘发话者”的征兆性的表达，释放、引起、刺激或激发第二个有机体的反应，这种反应与发话者行为相对应，从而把它变成信号。比勒把作用于受话者的语言功能叫做语言的释放功能或发信号功能。
举例来说，一只鸟可能准备飞走，并且可能通过显示某些征兆而表达这一点。这些征兆可能对第二只鸟释放或激发某种反应，结果它也可能准备飞走。
注意这两种功能，表达的功能和释放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没有第二种情况也可能发生第一种情况，反过来却不行。一只鸟通过它的行为可以表达出准备飞走而不影响另一只鸟。所以没有第二种功能也可以发生第一种功能。这就表明，尽管在用语言进行交流的任何实例中这两种功能总是一起发生，它们还是能够分开的。
这两种低级功能，即一方面是表征的或表达的功能，另一方面是释放功能或发信号功能，对于动物语言和人类语言是共同的，当任何高级功能（这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时，这两种低级功能也总是存在的。
因为人类语言丰富得多，它具有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