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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完全不存在了。
12、钓鱼政策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以你当时的身份，你思考这类重大问题是令人感到很奇怪的。
何新：那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事实上，当时恰恰是毛泽东要人们，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思考这些问题。
只是奇怪的是，他既号召大家思考，却又要求人们只能作出一种答案，就是当时报刊社论中提出的那些论点。而不允许有别一种声音，别一种意见。结果，象我这种真的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几乎都当了反革命分子。
记者：这是不是统一或管制人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呢？
何新：的确是。在阶段性的意义上，这种管制思想的政策对于统一人们的思
想，是会具有一时效果的。毛泽东在军事上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先退一步，后发制人。
王震副主席生前曾和我谈过一件事。他说1946年毛泽东派他率359旅南征前，找他谈话。告诉他如果遇敌，不要先攻击，而要退兵，退一百里不够，要退避三舍，退它三百里。不退够，不要打。实际上，在政治斗争中他也经常运用这一原则，例如在庐山会议上对付彭德怀，在文革中对付刘少奇。
但是，在处理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也运用这一原则先号召人们出来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出各种不同意见。但这种动员实际却是一种钓鱼，是所谓引蛇出洞。目的是引出各种不同思想而对之进行批判斗争，以至动员舆论工具，动员盲从庸众多数的压力，对不同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以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形式（当时称作〃人民战争〃），聚而歼之。这是毛时代管制意识形态的一种主要办法。
毛泽东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是有极高的敏锐性的。毛泽东曾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胡适一类文人用笔杆子同样可以杀人。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同样是高度敏感的，也不会搞戈尔巴乔夫那种〃公开化〃、〃自由放任〃。但是，毛泽东控制意识形态的那套方法，〃大批判〃的方法则同样也是失败的。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是对的。
记者：西方认为毛的方法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
何新：毛的思想体系，政治体系包括政治方法，还是与斯大林主义有区别。
斯大林对他的意识形态敌人采取判刑杀头的处理办法。而毛虽然也强化思想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专政），但单纯由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异端而被他杀头的人则不多。
解放战争中贺龙杀了知识分子王实味，毛泽东为此批评了他多年，认为不该开这种杀文人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梦书坑儒开始，凡杀文人的都无好下场，都遗臭万年。雍正办了不少好事，但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兴文字狱，杀文人。
文革运动中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整死很多知识分子，例如老舍翦伯赞等，这也是遗臭万年的事。尽管死的人有多数是自杀或死于群众暴力。管理意识形态的方法，是控制传播而不是杀人。
但是可以说，就是由于毛泽东有这么一个不杀文人头的政策，尽管经历象文革这样大的浩劫，一大批异端思想分子，包括我这类当时多次成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在内，才仍然能够带着我们的异端和叛逆思想而活过来。
而正是这类异端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文化的因素，为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的准备和基础。
记者：那么毛泽东还是能容纳不同思想的。
何新：毛泽东是一代圣主，也是霸主，在大的问题上，或者用他自己的一种说法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会违心地听从别人。据说他少年时喜欢一首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则（作）声？
你看，这首诗中就充满了霸气。
值得一提的是，为此，学者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就曾当面批评毛泽东缺乏容人和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这一批评可能击中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当时竟有失贤者风度地当众痛斥他。
但耐人思量的是，虽然梁氏此后即被打入政治的冷宫，其人其言终身不复被用。但毛泽东后来还是容忍梁氏平安度过后半辈子。反右，文革都没有搞翻这个老牌的〃双反分子〃（反毛主席反毛思想）。梁先生高寿，一直活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84年。斯大林是绝不会让他的意识形态对手活到这么久的。
记者：这说明毛泽东还是有〃雅量〃的。
何新：是的。
记者：梁漱溟是在什么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
何新：主要是在农业政策和农民问题上。梁氏认为，国家工业化和抗美援朝两件大事并举，把农民搞得太苦，从农民手中剥夺得太多。
因此他试图为民请命。结果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当着全体委员的面把他痛骂一顿。毛的斥骂十分辛辣，这可以说是有失他作为大政治家的风度之事（这篇斥骂之词收入了《毛选》第5卷）。此事是毛泽东的疵点之一。
记者：梁漱溟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毛泽东要如此动怒呢？
何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围绕着国家工业化的路线问题，党内党外都发生
了激烈的辩论。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前奏是对农业结构的改造。英国16世纪发生了圈地运动。法国1789年后发生了消灭土地贵族的第三等级革命。美国19世纪中叶发生了南北战争，摧毁了南部的庄园奴隶制经济。德国16世纪发生了农民战争，改变了容克领主庄园制度。这些历史表明，近代工业制度及其上层建筑无法矗立在中世纪封建主义庄园经济的基础上。
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把土地分到小户农民手中。但是，这种小农经济不可能是终极形态，本身就是极不稳定的过渡体。
土改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农村中发生经济分化。有人富起来，成为富农，买房买地置产业。有人穷下去，卖房卖地。这是农村中发生的自发性资本积累和两极分化的进程。
面对这种分化，同时也围绕着如何选择向国家工业化过渡的道路问题，党内、党外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的斗争。这些不同思想，大体反映为两条路线。
13、中国工业化的两条路线争论
记者：怎样的两条路线呢？
何新：一条路线，是支持富农经济的路线。从经济理论看，这实际是亚当·斯密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应该放手让自发的资本积累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让人们在经济致富活动中自由竞争。在这种自由竞争中，实现城乡民间资本的积累，以及向工业资本形态的自然转化。
这种转化的过程，按照一般规律，是由农村中的富农资本，通过自由贸易，转化为商业资本，再转向农副产品的加工业，转向消费品的加工业，最后转向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可以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而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方针。
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路线。
斯大林式的工业化道路，使苏联在30年代获得了极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实现了国家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其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资
本主义国家。使得苏联能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以先进技术装备了苏联红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这条路线必须是一条饿肚子经济即勒紧裤带，全民被迫作出牺牲搞工业的路线。其社会后果，导致苏联经济体制下的长期食品及消费品匮乏，人民不满，积怨甚深。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造成了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滞后发展。也形成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对公民自由的全面剥夺，造成了苏维埃国家专制主义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沙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度集权体制。
记者：中国革命成功后，是否也想走这条路。
何新：有人想，高岗是一个代表人物。而邓子恢等人则想走市场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50年代为设计中国工业化道路而研究《联共党史》，他在朝鲜战争的刺激和挑战下，为快速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和武备水平，决定采取近似于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为此就不得不对7届2中、7届3中全会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方针进行修改，从而重新确立了1953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此而推行一系列激进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重工业优先和高程度工业化建设政策。
这些政策导致了党内外发生激烈辨论。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搞重工业先导，不勒紧裤带搞原子弹，后来中国的国际处境也许会与今日伊拉克差不多。
记者：这是否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何新：是。自50年代初以来，直到70年代末的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针，这两条路线纠缠交错，斗争了几乎30年。其间消消长长，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风风雨雨。
从土改中是否消灭富农经济的争论，到刘少奇天津讲话，主张维护城市中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针，以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财经会议前的〃公私平等纳税〃的新税制之争，1955年关于合作化的激烈辩论，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高速度、反冒进，中央八大路线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及毛泽东在这一年写《论十大关系》，试图对两条路线作出折衷。即走出第三条路来。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