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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苏联经济的英国的数理经济学家麦卡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指出：
〃倘使大规模的产业结构业已存在，希望促进专业化时，价格机制将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在庞大的落后国家，其领袖人物虽欲急剧扩大投资率，但投资资料部门的生产能力（弗利德曼的制约条件）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商品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制约条件）的制约必然成为扩大投资率的主要瓶颈bottle neck，译为瓶颈，或译为狭口。这本是一种比喻，指交通容易堵塞的狭窄路段。在经济学上特指妨碍生产流程和经济流程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机制将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才建立起传统的苏联的经济制度的。'战时经济'和'平时经济'这种称谓，都是根据英国经验提出来的。但是也有和这种称谓相吻合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国家尽管处于非战争的情况下，但它仍须按照'战时经济'的办法经营自己的经济。〃Michael Ellman：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PEP Broadsheet No．509；1969；P．325．
苏联式集权经济和战时经济，两者都是为适应政治目标而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源，并限制市场机制。因之O·兰格O·兰格（Oscar Richard lange，1904），波兰的经济学家。1960年6月，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他所写的《政治经济学》的中文译本。把这种经济体制称为〃高度政治性的经济〃，说它〃就是战时经济〃。
〃总之按照政治优先的原则使用集权的行政手段分配资源的，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政治（军事）目标第一，其他社会目标被放在从属的地位，这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统制经济体制共有的机制和特点。
记者：如果从纯要素流动的角度比较市场体制与斯大林的计划体制，你认为二者优劣如何？
何新：瑞典经济学家罗夫·艾登姆、斯塔芬·威奥地曾对市场体制与指令式计划体制作如下详细的比照。他们指出：
〃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资源的动员和部署优先考虑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一切都要求一个比原先更加集中的分配体制。
为了抵御潜在的入侵者，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它迫使投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对原材料、能源生产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利用）。它反过来要求限制消费的增长。城市里投资货物的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从农村集中地征集资金。通过强迫集体化，使农业处于中央控制之下。
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包围中。苏联想要建成〃一国社会主义〃，几乎完全须靠自己的资源来实现经济发展。
最后选择的集中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可能被选中，其原因主要在于它的再分配能力。〃
（1）在一个资源分配完全集中化的体制中，有关消费、投资和生产的决策均由一个中央机构在宏观水平上作出。这个以作为政府一级的经济计划机关为特征的中央机构，我们称为中央宏观决策机构（简称CMA）。CMA的任务是，收集并整理经济信息，把生产指令下达到所有企业。这些指令应当对怎样使用哪些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等等）和在多大数量上使用做出精确的规定。企业还得到全部投资的详尽指令。所有企业必须遵循这些指令。
CMA也决定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生产的分配。产品和劳务按照统一规定的数量，凭借个人〃消费券〃分配给每个家庭和家庭成员。同企业一样，各家各户完全遵循CMA的指令。
人们很容易理解，CMA需要多么巨大的信息量才能作出下达给所有包纳在生产计划变动中的企业的精确指令。
如果说在刚才提到的一个如此有限的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信息需要量这样庞大，那末当CMA不得不制订整个经济的资源分配的所有决策时，信息当然更是多得无可比拟。
在这样一种体制中不需要货币。实物的或数量的详尽指令意味着所有单位（无论企业还是家庭）都能直接得到送到手边的恰好数量的产品。因此货币和价格作为分配过程的向导无法发挥独立的作用。CMA要利用价格也是可能的，比如用所谓〃影子价格〃来描述与不同的分配选择相关的强制性成本，但这仅仅是出于制订内部决策的目的。
模式假定，消费者和生产者为完成CMA的指令和决策发挥了最大的能力。
当消费者和生产者按照上述双重假定行事时，可以认为他们对CMA决策者是完全信赖的，因为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有着参考、语言等等的某种共同结构）。我们称这个基本的假定为〃价值观的完全一致〃。
（2）在完全分散的分配体制的模式中，价格体制取代了CMA来解决信息和协调问题。在这一模式内，所有经济决策均由企业和家庭自己在微观水平上作出。消费者本人仔细地决定他的消费开支和他应当工作多少小时。同样，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一切生产、投资等的数量和构成。价格是这些决策的首要基础。
价格形成于市场，在那里，卖者规定自己产品和劳务的最低价格，买者提出愿付的最高价格。若卖主开价过高，其产品就会形成过量供给，卖不出去的东西将在仓库里积压起来。价格于是下降，而生产者便不急俗把产品提供市场，消费者则更愿意购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均衡价格〃形成时为止。在这个特殊价格上，市场在下述意义上是均衡的：所有以均衡价格买卖的人都得到期满足，卖主不会剩下任何卖不掉的产品。当起点代之以过量需求时，读者亦会碰到类似的过程。
价格作为同时发向消费者生产者的信号，形成于市场功能之中。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导致各个市场普遍出现均衡价格时，决策就是协调的。模式假设，反映供需变化的价格十分灵敏，以致有可能实现某种协调一致的分配。我们称它为〃价格高度灵敏的假定〃。
在上述比较中，作者设定两种假定：
（1）计划经济中，CMA能得到完全、完整、及时、准确的无限信息的假定，
（2）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能随时完全、完整、及时、准确地对市场供求变化作出了单位反应的假定。
事实上，在现实的两种经济体制中，这两大假定都不可能完全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造成两种体制都有自身的运行不畅，都会导致经济震荡和危机。因此，直到目前为止，人类还并没有创生出一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经济制度。
十、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失误与文化革命
1、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记者：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工业化是否产生了影响？
何新：影响至深。30年代初在江西根据地，博古搞左的路线，实行所谓把中农剥夺成贫农，以此动员强迫投身革命。这种荒谬政策，反映了布哈林思想。50年代高岗主张以扩大剪大差向农民征取〃贡税〃，从而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模仿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但是，中国党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后，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左的路线不得人心。中共7届二中全会所拟定的工业化道路，以及从50年代初到1958年公社化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实际是一种兼容资本主义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
农产品征收的政策，也接近于列宁的〃粮食税〃政策。毛泽东曾指出：
〃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5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这种体制实际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市场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是1958年搞公社化以后又改变了它。50年代中共决策层困绕着合作化问题及〃冒进〃与〃反冒进〃和过渡时期〃总路〃的争论，实际正是选择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模式的争论。也类似于20年代苏联发生的争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一派主张选择〃农→轻→重〃顺序的〃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和发展道路，而毛泽东则倾向于略有调整的斯大林模式。
从1955年后，中国也面临了重工业资金来源不足和粮食不足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更多地从农民手中拿到经济剩余，以支持重工业先导的工业化路线，毛泽东最终也于1958年选择了农业大集体化的道路。农业社愈搞愈大，最终搞成了人民公社。
1958年，中国推行城乡公社化，实际就是重新回到苏联当年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至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否认价值（成本）结算和等价交换。这些措施，正如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土法大炼钢‘铁一样，得到毛泽东支持由下而上地发起。这些措施，必际上是在重蹈1917…1920俄国〃战时共产主义〃的复辙。它仍然不可能成功。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
正是通过大跃进遭遇的挫折，毛泽东逐渐意识到经济运动中存在某种〃客观的〃、〃不以人意而改变〃的必然性和经济规律。1959年他说：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运用它。〃《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因此在1958年底…1959年，他向党内提出了〃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10日，〃关于读书的建议〃，刊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