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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汇管制政策。资本主义早期国际货币是贵金属，金和银。因此重商主义最早提出的外汇管制政策就局限在限制贵金属的自由买卖特别是进出口。
（2）国内贸易垄断和市场保护。早期的重商主义措施是把所有外国人排除在国内贸易之外。
（3）国家直接管理贸易。各国试图通过各自的贸易垄断，在帝国区域内获得必要的补给、世界其他地区所需要的东西，买贱卖贵，以改善贸易差额。在进出口方面实施的许多详细规定也是为了追求这同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政策在现代条件下，例如在我国，仍然有效。它已发展为以国家力量对本国金融体制和市场的垄断和保护政策。
记者：重商主义的政策在当代全球化的经济新背景下，是否过时呢？
何新：必须指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在20世纪末才出现的新事件。全球化的起源是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欧国家开辟海外殖民地的运动。从经济观点看，我认为全球化自17世纪以来已走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寻找贸易市场和原料新产地，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建立海外殖民地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重商主义。
第二阶段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后期工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跨国公司、跨国产业的对外投资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以斯密理论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出现的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集中，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也就是所谓〃新经济〃的实质。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反映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一进程，体现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利益的经济学说。而面对这种新的金融资本全球主义的新潮流，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需要形成对这个新时代正确的理论认识和思想及政策的回应。以保护我们的产业和国民经济，保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使之不被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庞然巨无霸所吞噬。
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回过头来研究重商主义，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说伴随着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经济学说。但即使达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过去的思想体系仍有效，也仍不会完全过时，它只是被〃扬弃〃，吸纳综合在新的整体中变成了一个环节。
记者：重商主义学说在现代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条件下，还有回顾的意义吗？
何新：有人认为，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政策指针，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方针已过时而被放弃。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
实际上，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和其经济对手鼓吹〃全球化〃、〃开放原则〃，要求他们实施〃自由主义〃方向的〃结构改革〃（所以IMF常以这种〃结构改革〃作为提供货款和援助的必要条件）。以便尽可能无障碍地进入他国市场并逐步建立自身对他国市场的垄断控制（美英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模式是独占重要他国资源的一个范例）。
但是，对于其自身的国内市场，他们从来未对其对手包括友邦全面彻底地开放过。他们运用各种巧妙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国商品的自由进入（包括运用各种环保的、健康的以乃至政治的限制办法）。
在现代全球金融趋向一体化的背景下，他们还巧妙地运用本国国内利率和国际货币汇率等手段，利率和汇率也已成为发达国家调节本国利益的重要保护主义干预手段。
因此可以认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未在现代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过时。正如西方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实际上重商主义的理论也许是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广和长远的国家政策理论。〃
记者：为什么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重商主义呢？
何新：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必须关注主权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因此而考虑在国际交换中如何为本国本民族谋取最大利益的（国际关系）问题。反之，亚当·斯密理论则认为以个人为单位，放任牟取私利（个人最大利益）的活动，会为全社会创造竞争和竞争中的动态公平。
那么，如果将斯密理论放在世界市场中，那么以国家为单位而取代个人主义，结论也应同样有效。即放任各国谋求本国最大利益的主体活动，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最有效率的动态公平。但斯密的矛盾之点是，他主张在国内对个人（私有化）实施放任，却不主张在国际间对各国的谋利活动实施自由放任。在国际间，他提出了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交换规则的问题。
李嘉图将这一理论发展为国际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的理论。而穆勒则进一步推演为贸易条件即供求效差问题。
（穆勒的比较利益或比较效率论是李嘉图比较成本论的反面。）
在这种情况下，据说所考虑的是消费者（即买家）最大经济性问题。但保护主义所提出的国家经济技术实力和实力地位问题则被忽略了。
古典经济学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它不能解释比较利益的真实根源。
古典国际贸易论经李嘉图和穆勒的继承者修正和描述后，作为国际贸易可以获利的一项证据，直到20世纪的很长时期内一直被援引。被用来支持人们为废除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而进行的斗争，并支持后来为对抗保护主义复活而作的努力。
记者：在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关系被假定为一个纯贸易交换和纯效益考虑以公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为机制运作的体系。
何新：第一，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并非以公正的等价交换为机制运行的体系。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剥削和强制弱国献纳贡赋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
因此有条件的国家就必须发展工业化，需要建立本国的国防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至今仍然有意义。
第二，问题还在于，工业品、高科技品附加值高，利润大。农产品及原料附加值低。因此这种公平交易结果就是不公平，即非工业国家处于弱势资本的条件下，在国际利润分配中，永远是相对穷国。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发达国家总是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要求穷国、不发达国根据优胜劣败的淘汰法则，接受这种穷而弱的异化地位。
第三，价值规律的更深层意义，是根据资本量进行分配。在同等条件和公平交易条件下，资本雄厚者所得利润（由于其供给难度大）高于资本弱小者（因它无钱投资于高科技及有机构成高的工业）。垄断的最高形态不是产业垄断而是资本垄断。正如熊彼特曾指出的，无垄断即无超额利润。
古典的价值论的缺点也在于此。在分析资本主义高额利润的产生时，从古典生产成本分析的角度，认为超额利润创生于生产成本中的活劳力、脑力及体力。但实际上，高额利润还有一个重要的创生来源，即创生于资本构成的比例。
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规律本质上是按资本分配的规律，而不是等价交换的规律。在同等竞争条件下，高额资本利润高于小额资本。特别是超额利润与资本的垄断地位密切相关。资本的垄断地位。资本垄断造成需求控制和供给控制。正是为了谋求对于国际资本的绝对垄断地位，才形成了国际霸权的角逐斗争。
4、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
记者：最近几年，国外非常关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何新：（笑）西方政治家对中国问题，永远是后知后觉。
1989年前后，国内外当时流行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必将垮台，中国不久必将会陷入动乱。这一年9月13日，我曾接受了澳大利亚一位记者的采访。他问我，西方当时对中国的制裁会发生什么后果。他认为，制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惩罚，是对中国反政府运动的支持。而我对他说：〃你们这种制裁最终将强烈地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使我们同仇敌忾。〃参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册）第251页。这个说法当时让他感到很震惊。他对我重新提出〃民族主义〃这个似乎已过时的19世纪概念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后来，特别是在1999年5·18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以后，美国人惊讶地直接面对中国人的强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爆发。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民族主义〃在中国并未由于〃全球化〃运动的发生而过时。
记者：你当时想到的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政治性的民族主义。
何新：不，我当时已经在思考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20世纪以来，在俄罗斯、中国所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实体（本质）并不是创造了一种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形态。这个运动的实质是经济民族主义。我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经济民族主义适应于亚细亚式生产方式的一种组织制度。
最近，我看到有论者较深入地阐发这一观点，指出：
〃生活在东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最关心的恐怕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尽快地发展经济，摆脱落后面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一条强国之路，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成为寻找强国之路的过程。所以，在东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更多也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完全是阶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