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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启蒙主义一道为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作了舆论准备的，还有古典主义。古典主义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西欧。它奉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为圭臬，遵循理性至上原则，主张抒写一般的人性和自然，属守“三一律”。1800年到1830年间，欧洲的古典主义通过法国和酉班牙传入拉美。由于拉美的特殊条件，古典主义在新大陆得到改造和加工，有了新的内容，被称为“美洲新古典主义”。“拉美新古典主义”主张文学应该成为战斗和宣传的工具。他们在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大师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古印第安文学的价值。
在启蒙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双重作用下，从1800年到1830年，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如墨西哥作家何塞·华金·德·利萨尔迪（1776—1827）、委内瑞拉著名学者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厄瓜多尔著名诗人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 （1780—1847）、古巴著名诗人何塞·玛丽亚·埃雷迪亚（1803—1839）等。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重要作品有奥尔梅多的《胡宁的胜利：献给博利瓦尔的歌》、贝略的《与诗谈论》和《致热地区农艺的颂歌》、埃雷迪亚的《在乔卢拉神坛上》和《尼亚加拉的颂歌》等。在小说创作方面，利萨尔迪写出了拉丁美洲第一部长篇小说《癞皮鹦鹉》。
拉美小说的开山之作
—— 《癞皮鹦鹅》
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民族独立战争在格兰德河以南的土地上基本获得胜利，多数国家材起了共和国的旗帜，其间经历了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整整三个世纪中，由于民族文化长期遭受殖民者的压制和摧残，这片辽阔广大的土地没有出现过一部小说。直至1816年，流浪汉体小说《癞皮鹦鹉》才得以问世，它被公认为拉丁美洲第一部小说。作者利萨尔迪也因此成为拉丁美洲小说的开拓者。
利萨尔迪 （1776—1827）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抨击贵族和高级官员的专横统治，谴责教会对人民的愚弄，揭露社会流弊、维护妇女权利，反对奴役黑人。其作品除代表作《癞皮鹦鹉》外，还有小说《悲伤的夜晚与欢乐的白天》、《著名骑士堂卡特林·德·拉·法饮达的生平事迹》、剧本 《敏感的黑人》、《火枪手的独脚戏》、诗集《欢乐的时刻》等。
《癞皮鹦鹉》又名《佩里基略·萨尼恩托》，写于1815年，是一部描写流浪生活的小说。作者在书中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介绍“我”的身世、冒险和流浪生涯。小说问世后，在墨西哥引起强烈反响，褒贬不一。
小说中的“我”出生于墨西哥城一个血统高贵但是生活小康的家庭。因童年教育不当，“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伤害。上学时，“我”穿着绿上衣、黄裤子，象个鹦鹉，又因为“我”姓萨尼恩托，读音近似“癞”，所以同学们便给我取了个外号叫“癞皮鹦鹉”。毕业后，“我”开始涉足社会生活，起初在修道院当修士，但因无法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和清苦的生活，便逃出了修道院。“我”先后当过地痞、小偷，并被投入监狱。释放出狱后，“我”又伪装成医生四处行骗，因为“我”没钱，但必须吃饭。后来因医不了瘟病而狼狈出逃。逃亡中，“我”遇到一个女人，便一同厮混。不久，“我”又同一位正派小姐结了婚。婚后，“我”仍不思悔改，终于导致家庭破裂，妻子病亡，“我”只好再度外出流浪。不久，“我”又被捕入狱，被判处八年徒刑，并充军到马尼拉。在那里，“我”给一个上校当勤务兵，在正直的上校的熏陶和帮助下，我开始改过自新，并积攒了八千比索，准备回国后做生意。归国途中，“我”不幸在海上遇险，失落全部钱财。回到国内后，为生计所迫，“我”加入一盗窃团伙，重操旧业。不久，团伙头子哈努里亚奥被处死，这使“我”极为震惊，于是，“我”开始进行反省、自责、并改邪归正，度过了安静、愉快的晚年。
小说的艺术成就十分突出。人物塑造方面，作者抓住“鹦鹉”身上的特殊性格，运用生动、流畅的文笔，不仅揭示他身上善的一面，也细致地刻划他身上恶的一面，从而使人物的行动和命运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鹦鹉”刚生下来时并不坏，因为意志薄弱，在周围恶势力的引诱下做了一些坏事。但他有一颗纯朴善良的心，只因得不到正当的教育，所以整日在善与恶的边缘徘徊。作者塑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圆形人物。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善于抓住他们的特殊性格，选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描写。在描写泻药医生时，为了表现他的饶舌和看似高雅实则庸俗的特征，在他的言谈中，作者有意加进许多拉丁文短语，逼真地刻划出了他的语言特点和情态特征。
小说的思想主旨健康而丰富。小说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褒贬不一。有的评论认为：“以除弊为名，来满足他的尖刻邪恶的品格。”其实，鞭挞丑恶达到除弊，正是作者的创作动机。作者以“鹦鹉”这一人物表明良好的社会环境是人改恶从善的重要条件，要想改造人，必须先改造社会，因此，他通过作品热情宣传启蒙主义思想，这对于促进美洲主义精神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小说在叙事和讽刺方面也有许多成功之处。语言流畅，情节曲折，为拉美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结构上，小说也存在着许多不尽合理之处。小说的结构是流浪体小说，这种小说在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和十六世纪的法国曾盛行一时。这种小说的主要优点是包罗面广，可以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缺点是比较松散，难以达到深刻批判的高度。利萨尔迪用这样的结构方法来创作《癞皮鹦鹉》，很适宜于表现当时社会的混乱场面。但也带来结构简单、缺乏整体艺术构思，情节安排中出现过多巧会、议论冗长等缺点。不过，在当时的拉美，整个文坛一片凋零，利萨尔迪能在没有借鉴、参考的前提下写出这样一部小说，确实应充分估价其作用和意义。尤其是考虑到当时拉美小说尚处在萌牙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
美洲的金塔纳
——德·奥尔梅多
拉丁美洲在诗歌方面先天不足。它面临一个重要的不利条件：要用西班牙语写作。而在拉丁美洲诗歌诞生时，西班牙诗歌已有了五百年的历史。黄金世纪的灿烂光辉普照着整个西班牙语世界，使其他任何用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学都黯然失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独立革命时期。当奥尔梅多推出 他的力作《胡宁大捷：献给波利瓦尔的颂歌》时，这一格局才有所改观。
何塞·华金·德·奥尔梅多（1780—1847）生于瓜亚基尔。二十八岁时，就开始了诗人生涯。他一生大约写了九十篇诗作。虽为数不多，但他的《胡宁大捷：献给波利瓦颂歌》和《献给米纳里卡的胜利者弗洛雷斯将军的颂歌》两首杰作，以雄浑的气势、昂扬的激情、粗犷的笔触使他成为新古典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欧雷里奥·埃斯庇诺斯·波里特曾用生动的比喻来称赞这两首诗：“可以将他的作品比作一块美丽的沃野，在普通花木中间，出其不意地长出了两棵无法解释的参天大树，竖起了两座与周围环境极不和谐的伟大的碣碑。”
奥尔梅多诗作的格调，起初如同他对祖国母亲的温柔多情一样，后来，他开始学习古希腊、罗马一些优秀古典作家的艺术技巧，将荷马、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等古典作家奉为楷模，并从当时欧洲作家梅伦德斯、夏多布里昂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当“新古典主义”在美洲盛行时，他又继承了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传统，借鉴西班牙著名诗人金塔纳和霍维利亚诺斯的手法，使用七音节和十一音节交替的自由诗体“席尔瓦”，文中也多用拉丁文，以古典神话作隐喻，从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在美洲文学中前所未有的磅礴气势和雄浑力量。
1823年，奥尔梅多作为秘鲁的使者，前往哥伦比亚，请求“解放者”波利瓦尔派遣部队，结束动荡的政局，实现彻底的独立，1824年，波利瓦尔亲率大军取得了胡宁大捷。奥尔梅多为克里奥约人的胜利而振奋，同年年底的阿亚库乔大捷更使他欣喜若狂，决心以这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铸成他不朽的诗篇。这就是他创作《胡宁大捷：献给波利瓦尔的颂歌》的灵感之源。
在《胡宁大捷》中，诗人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了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伟大领导者波利瓦尔。为了便于从宏观上描写概括阿亚库乔大捷，奥尔梅多运用了古典史诗惯用的手法，让最后一个印加王在诗中显灵并预言阿亚库乔战役更大的胜利。
全诗九百零六行，共七部分。前三部分描写胡宁大捷，后三部分描写阿亚库乔大捷，中间一部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胡宁大捷是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独立的前奏，它为阿亚库乔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全诗的后三段，作者超越了时间上的局限性，展开想象的翅膀，憧憬战后的自由、独立、繁荣，井指出了可能出现的危机。这一切不仅非常自然、贴切，也反映了为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期待胜利的迫切心情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希望，给作品涂抹上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加王的显灵来实现的。因此这个插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对全诗起着重要的，无法取代的作用。首先，它将两次决战有机地联系起来，强化了玻利瓦尔作为“解放者”的作用；另外，印加王的出现，不仅象征着美洲独立的合法性，还预示了未来的种族和民族团结。
这首史诗性的战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