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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上先前魏、蜀两国的宫女，超过上万人。就算一天换一个也得30年才能轮遍，轮到后面的宫女见到皇帝时肯定都成老太婆了。当有了太多选择时往往倒不知如何选择了，司马炎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荒唐主意，乘着羊车，在宫里随意游逛，羊车停到哪儿，就在哪儿演绎“一夜情”。于是有些宫女就在自家宫门前插上竹叶，地面洒上盐水，好引诱皇帝的羊车前来。估计最终自然是群起效尤，于是宫内竹叶片片，盐路条条，羊儿越来越肥，司马越来越瘦……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变着法子寻开心，自然是花钱如流水，虽然天下统一后纳税人增加了一倍，可司马炎还是觉得钱不够花，卖官鬻爵就成了敛财捷径。有一次，司马炎主持祭祀典礼后，兴致高昂，随口问身边陪同的司隶校尉刘毅道：“朕与汉朝的皇帝相比，可与谁齐名啊？”刘毅倒是个有胆色的臣子，回道：“汉桓帝、汉灵帝。”桓、灵二帝被公认是东汉的亡国罪人，正骄矜自得的司马炎当然很生气：“怎么能把朕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回答说：“桓、灵二帝卖官的钱入了官库，陛下卖官的钱进了自己的腰包，从这方面看，您还不如桓、灵二帝呢。”司马炎气乐了，笑道：“桓、灵之世，没有谁敢说这样的真话，现在朕有你这样忠直的臣子，毕竟还是比他们强啊。”
由此可见司马炎颇有自我解嘲的幽默感，自满而不失厚道，荒唐却绝不昏聩。但上既有荒唐的君主，下自有荒唐的臣子。
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当时的法令规定，商贾必须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社会地位极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司徒王戎家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亦乐乎。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
公卿误国
自曹丕开始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已经逐渐成为世家门阀垄断遴选用人的工具。司马氏作为世家门阀的利益代表，自然采取纵容的政策。晋武帝司马炎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泛，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熹告发。司马炎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应处死以惩邪佞，山涛等不可问罪。司马炎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实际上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而高级士族在政治上的权利，一开始就从九品官人法中得到保障。所谓“九品官人法”事实上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只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官的特权。通常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在开创之初，君臣群策群力，富有进取开拓精神，总能够为王朝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但西晋王朝却是例外，晋武帝君臣在天下一统后，不是把富余的精力用于开疆拓土、励精图治，而是一面骄奢淫逸、纵欲享受；一面崇尚虚无、清谈玄远。
《世说新语·汰侈》中对当时达官显贵穷极奢侈的描绘，足以令当今的暴发户们瞠乎其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石崇在荆州太守任上指使治安部队假扮强盗，打劫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竟然无人过问，可以想见吏治腐败到了何种地步。石崇又用赃款买得更高的官位，积下更多的财富。他在首都洛阳建造了豪华庄园，仅妻子就有100多个，每人头上和手上金光闪烁，穿戴的首饰价值连城。王恺是司马炎的舅父，靠与皇帝的裙带关系贪污受贿成了超级富豪。两人互不服气，各显神通，公开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40里的路段上用绸缎作屏风，石崇就把50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王恺落了下风。司马炎知道了，就赐给他一株高约二尺左右、价值连城的珊瑚树。王恺带着珊瑚树去石崇面前炫耀。石崇随手就用铁如意将珊瑚树砸个粉碎。王恺既觉得惋惜，又认定石崇是妒忌疯了，声色俱厉地质问石崇。石崇若无其事道：“值得生气吗？赔你好了。”于是叫家人把家藏的珊瑚树全部拿出来让王恺挑。高大的约三四尺，次等的约两三尺，像王恺那样的珊瑚树要算最次等的。石崇指着珊瑚树对王恺说：“你要赔偿，请随便挑吧。”王恺只好认输，连被击碎的珊瑚树也不要了。一个皇帝助臣下比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
石崇富可敌国，又恣意炫耀，常大宴宾客，安排美女劝酒，有饮酒不尽兴的，当即杀掉劝酒的美女。王导（东晋宰相）和王敦（东晋大将军）两兄弟曾一起去石崇家赴宴。王导不善饮酒，因怕劝酒的美女被杀只好强饮数杯，当场醉倒；王敦酒量很大，但美女劝酒时，却故意不肯喝。接连三位美女被杀掉，王敦面不改色。王导指责他，王敦回答说：“他杀他自家的人，关你何事？”
石崇家的厕所内也有十多个美女排列伺候客人，准备着锦衣华服、名贵香料、洗漱用品等。宾客如厕时都得脱下旧衣，出去时换上新衣。大多客人不好意思当着众美女更衣如厕。王敦却旁若无人地脱衣更衣，满脸傲色。伺候在旁的美女们窃窃私语道：“这个客人肯定适合做贼。”
石崇不过是晋国的一个中级官僚（散骑常侍），就如此狂乱纵欲变态浪费，宰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宰相何曾每天要吃掉上万钱，还总埋怨没有可口的菜，无处下筷子。以当时的购买力，一万钱相当于一千个平民百姓一个月的伙食费，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他儿子何劭更有出息，“食之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每天的餐费是他老爸的两倍。
司马炎有次驾临驸马王济家，王济盛宴款待，用的都是琉璃器具，100多名美女穿着绫罗绸缎，手托着食物列队伺候。乳猪的味道异常鲜美，引起司马炎的好奇，询问个中秘诀。王济解释说他家的小猪是用人奶喂养大的。司马炎觉得自己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倒还不如这帮家伙会享受生活，因此心觉不忿，没吃完就走了。这还不算什么，王济喜欢遛马，就在地皮最贵的北氓山下买了一大片地方作跑马场，用编织起来的金钱铺满界沟，时人称之“金沟”。
士族过着奢侈的生活，人民自然受到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因为天灾尚有时日，奢侈之风则没有止境。
除了像王恺、石崇这一类变态行径外，还有另一种荒唐行径，就是吃饱了饭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胡乱吹牛，尽扯些脱离实际、荒诞无稽的奇谈怪论，是为“清谈”。竹林七贤实是首开清谈之滥觞者，但西晋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为了逃避政治杀戮，装疯卖傻，空谈玄远，尚情有可原。而值此四海归一，政局稳定之时，本当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可这些朝廷精英们却个个变成了大哲学家和大诗人，成天手执麈尾，峨冠博带，剃面熏香，望之如神仙中人，以政事为“俗务”，玩命地钻研老庄玄言。例如尚书令王衍“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这就是成语“信口雌黄”的出处了。要命的是，他们并非乡野隐士，崇尚清谈，纵无益于国计民生，也无什么大害；而他们多是达官权臣，“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是世人表率，学习榜样，负有济世安民之重任，却不屑综理时务而一味崇尚虚无、清谈玄远。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滋生。后人批评晋人清谈误国非是无因。连王衍自己临死前都有觉悟：“吾等若不祖尚浮虚，不至于此。”可惜悔之晚矣。
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各级官吏都是这副荒唐变态的德行。虽然也有个别清醒的大臣如傅咸等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对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弥漫着的荒唐风气采取了纵容态度，非但无意制止，有时反倒推波助澜。即使连自己都对某些过分变态的行径难以容忍时，却也不去追究。正所谓“善善而不能从，恶恶而不能去”，司马炎的这种性格缺陷，也使他在安排继承人及顾命大臣这样关乎国运的大事上犯下了严重错误。
牝鸡司晨
晋武帝司马炎与皇后杨艳，有三子三女，惟独太子司马衷是个弱智。司马炎也知道太子有些问题，他本来光儿子就有二十六个，选择余地挺大。但因与杨后夫妻关系甚笃，而杨后很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祖训。更重要的是皇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乖巧聪慧，深得司马炎赏识。有一次皇宫内半夜失火，司马炎登楼观望，司马才五岁，在一旁拽着爷爷的衣带拉入暗影之中。司马炎觉得奇怪，问小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司马说：“暮夜苍茫，应严加提防，不应该让旁人看见皇帝在光亮中。”武帝更加称奇，曾抚着小孩的后背对大臣说：“此儿当兴吾家。”甚至在朝会上对群臣表示司马人品样貌与先祖司马懿相似，其实是对皇储安排的一种暗示。所谓“看孙不看子”，改换太子一事也就作罢。但从历史的结局看，晋武帝司马炎的这个选择很是失败，比立储的选择更失败则是他对于太子妃的选择。司马炎本想为太子司马衷迎娶卫之女。但杨皇后与权臣贾充的老婆郭氏关系很好，又私受了不少奇珍异宝，就撺掇着迎娶郭氏的女儿。郭氏和贾充生有二女：长女贾南风，奇丑无比；次女贾午，长得倒很漂亮。起初本是选贾午为太子妃，因其身材娇小，尚未长成，连太子妃的礼服都撑不起来，于是临时换了贾南风。贾午后来与父亲手下的帅哥韩寿私通，还把稀有的皇家香料赠与韩寿，“偷香窃玉”的典故即出于此。贾氏家风可窥一斑。贾南风的丑陋，倒与白痴太子司马衷堪匹配，可是却让做公公的司马炎目瞪口呆。但堂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