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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陈赓，仔细询问了他是怎样受的伤。他刚离开，陈赓就意识到这里再也不能呆下
去了，他当机立断，连招呼也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里的一个同
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六
陈赓从牛惠霖医院逃出，回到家里疗养了一段时期。一九二八年初，受伤的腿
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了。
在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
要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报队伍。这支情报队伍必须主
动出击，对敌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到敌特机关最要害最核
心的部门，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党的秘密机
关发出警报。
中央特科决定建立情报科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情报科人员要深入龙潭虎穴，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巡捕、暗探以及
上海摊的青帮、流氓、三教九流之间，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机智勇敢和
献身精神。至于对情报科科长的人选，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由谁来担任情报科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陈赓。他认定，陈赓是情报科长的最佳人选。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第 五 章
一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
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
，“党政军帮，路路皆通”，就象陈赓化名的王庸一样。不过，王庸是假扮的角色
，而杨登瀛则是真格的。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
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
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一九一九年回国后
，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
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差不多也算得上是个“赤色”人物，不过他后来
却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
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
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一九二八年初。
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
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
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
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
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
、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
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
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
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
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
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
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
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
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
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
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
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
，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
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
民党，这佯，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
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
，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
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
，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
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
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党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国
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最后，陈赓问杨
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党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
果国民党方面向他索取共产党的情报，应如何处理？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
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
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二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
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
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
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
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
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
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
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
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
》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
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
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
”，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
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最后的戒备心理。当然，陈立夫，张道藩之流哪
里知道，在杨登瀛背后替他提供文件、替他出谋划策的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陈赓。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二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
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
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
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
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